“增加了一千多万的预算，调整了三个相关部门的施工计划，开了七八次协调会。”宋清风坦言，“有人私下说我太‘感情用事’，说城市改造不能总被个别人的情感牵绊。但我坚持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晓颖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吗？因为那位老先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城市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更是记忆与情感的容器。‘不负人民’，不仅仅是让他们住上更好的房子，还要尊重他们的情感纽带和历史认同。那一千多万，买的不仅是一棵树的保留，更是十几万老居民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信任。”
赵晓颖认真记录着，同时问道：“但这样的个案处理，会不会让决策变得随意？毕竟，不是每个诉求都能被满足，也不是每个领导者都愿意或有能力去倾听这样的细节。”
“问得好。”宋清风转过身，“所以制度建设才如此重要。我们现在推行的‘民生实事群众点单’机制、‘社区规划师’制度、重大决策前的‘沉浸式调研’要求，都是在尝试把这种对个体情感的尊重、对细节的关注，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
他回到沙发坐下，神情严肃起来：“但说实话，制度和方法的背后，最终取决于领导者有没有一颗真正敬畏人民的心。有些人把领导岗位视为权力的象征，有些人视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平台，这都没错。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把它视为一份沉甸甸的信托——人民把未来的一部分托付给你，你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
“这就是您理解的‘无上光荣’？”赵晓颖问。
宋清风缓缓点头：“光荣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你是否配得上这个职位所承载的信任。每次做重大决策时，我常会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决定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如果我是受影响的老百姓，我会怎么想？第三，五年、十年后回头看，我会不会为这个决定感到羞愧？”
“这三个问题，让很多决策变得艰难。”赵晓颖感慨。
“艰难就对了。”宋清风的眼神锐利起来，“轻易做出的决策，往往意味着思考不够深入、调研不够扎实。我常跟干部们说，如果你觉得某个决策做起来特别轻松，那你就要警惕了——要么是你漏掉了关键信息，要么是你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宋清风送赵晓颖到办公室门口，忽然说：“晓颖同志，你们这个调研很有意义。但我想提醒一点：不要只记录那些成功的故事，也要敢于直面问题和失败。一个只讲成绩的社会是不真实的，一个不敢反思失败的民族是危险的。‘不负人民’，也包括有勇气承认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并有决心去改进。”
赵晓颖郑重地点头：“我记住了，宋书记。”
第二天下午，副市长办公室。
李正峰的办公室比宋清风的更加“实用主义”：墙上挂满了各种规划图和进度表，书柜里塞满了专业文献和政策汇编，办公桌上除了文件，还摆着几个建筑模型。
“颖姐，你可算来找我了。”李正峰笑着起身，与赵晓颖握手。三年多的副市长历练，让他身上褪去了不少青涩，多了几分沉稳干练，但眼中那份理想主义的光芒并未熄灭。
“怕打扰你工作。”赵晓颖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怎么样，这个位置坐得还习惯吗？”
李正峰一边给她倒水，一边苦笑：“习惯？恐怕这辈子都习惯不了。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十件需要决策的事，每件事都关系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利益。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开会、看文件、协调矛盾。”
“但你还是选择了这条路。”赵晓颖接过水杯。
“是啊。”李正峰坐回椅子，身体微微前倾，“有时候我自己也想，如果当年没有卷入那场车祸调查，如果后来没有参与专案组，我现在可能在某个研究院做技术工作，生活规律，压力小得多。但……”他停顿了一下，“但我并不后悔。”
“为什么？”赵晓颖追问。
李正峰的目光落在桌面的一个相框上——那是他和赵晓颖在父亲李正峰墓前的合影。照片里，两人的表情庄重而坚毅。
“因为我亲眼见过，当权力失去监督、当制度出现漏洞时，会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灾难。”他的声音低沉下来，“胡三强案、刘明维案，还有后来挖出的那一系列腐败窝案，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是被损害的利益、被扭曲的公平、被辜负的信任。”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所以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有机会进入这个系统，我就要努力把它变得好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改变，能让老百姓办事少跑一次腿，能让一个合理的诉求不被推诿，能让一项好政策不被扭曲执行，那就值了。”
赵晓颖点点头：“这几年的副市长工作，让你对‘权力’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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