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派去凉州的人还没出发，狄仁杰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刻碑匠这条线。他让苏无名去长安县衙调了工匠行会的名册，又让李元芳去东西两市所有石碑铺子挨个查问。三天后，苏无名抱回来一摞发黄的册子，摊在狄仁杰书房的地上一本一本地翻。翻到最后一本时，他忽然停下来，指尖点着一行字。
“大人，找到了。长安石碑行会登记在册的刻碑匠里，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姓韩，单名一个‘翃’字。关中东路华州人，三年前来的长安，在城南崇业坊一家叫‘石敢当’的石碑铺子里做刻字师傅。去年秋天辞了工，之后就没人见过他了。”狄仁杰接过名册。登记记录很简略——韩翃，华州郑县人，父早亡，母改嫁，自幼跟着华州城外白云观的老道士长大，学了一手刻碑的手艺。老道士去世后他还了俗，辗转来到长安谋生。名册上没有写他从军，但他来长安之前在凤翔府待过半年——凤翔是右威卫的驻地，马九被征调去长安之前在右威卫当兵。这两个人就是在凤翔认识的。
“去崇业坊。”
崇业坊在长安城南，住的都是手艺人。石敢当石碑铺在巷子最深处，门口堆着几块没刻完的青石碑料，碑上的字刻了一半，凿痕还很新。铺子里只有一个老头，姓石，是铺子的东家兼师傅，正蹲在地上用砂纸打磨一块碑面。石老头听狄仁杰说明来意，放下砂纸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擦手，把他们让进了铺子后面的小院里。小院里堆满了各种石料和半成品石碑，院角有一棵歪脖子枣树，树底下放着一只旧木箱，箱盖上积了厚厚一层灰。石老头说韩翃辞工之后这只箱子一直没人动过，他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狄仁杰打开木箱。箱子里最上面是一套刻碑用的凿子，从尖凿到平凿按大小排列，每一把都磨得锃亮，刃口上过油，一点锈都没有。凿子下面压着一叠写满了字的麻纸，纸面已经发黄发脆，上面全是用炭条画的碑文草稿——不是一块碑的草稿，是好多块碑的草稿。每一张草稿上都反复修改过，笔画的粗细、间距、收尾的角度，改了一遍又一遍。有些草稿的边角上还注着极小的字——“收尾上挑三分”“横画左低右高”“此字入石宜深”。这不是刻碑匠的工作草稿，这是教学笔记。韩翃在教人刻碑。
狄仁杰把这些草稿纸一张一张摊开铺在枣树下的石桌上。草稿纸上的字迹和他在白鹿庄老槐树上拓下来的刻字慢慢重合在一起——横画的起笔都有一个极细微的下压顿笔，收笔处都往上挑，挑的弧度不大，但很稳定，是长年累月形成的运刀习惯。白鹿庄老槐树上的字是韩翃刻的。他在树下刻完乔正年的判决书，把木桩削好交给了马九，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李元芳凑过来看，挠了挠后脑勺。“这么说，策划整件事的人是韩翃，马九只是执行者。可韩翃为什么要替乔氏报仇？他不是马家人，也不是乔家人——他和乔氏素不相识。”
狄仁杰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木箱最底层的几张纸抽出来，是几封已经拆开的信，信纸的折痕磨得快要断了。最上面的一封是马九在军中写给韩翃的。马九识字不多，信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还缺了，可每一笔都写得极用力——“阿兄，我今天第一次拿刀。刀很重，我的手一直在抖。校尉骂我没出息，让我去伙房削萝卜。我削萝卜的时候想起你在凤翔教我用凿子的样子，就不抖了。”
第二封信——“阿兄，我削木桩了。军中扎营帐要用木桩，每个人都要削。我削了十几根，校尉说我的桩削得比老兵还好。我想起你说过的话——凿子和刀是一样的，手要稳，心要定。我现在手不抖了。”
第三封信——“阿兄，我学会了测绘地图。军中教测绘的老参军说我有天赋，他不知道我以前是刻碑的，刻碑之前也要先画线定位。你在凤翔教我的那些，我全用上了。”
狄仁杰一封一封地往下看。马九从军六年，给韩翃写了十几封信，每一封都保存得完好无损，按日期叠得整整齐齐。这些信就是一份完整的记录——韩翃在凤翔教马九用凿子、画线、运刀，教了他所有刻碑匠的基本功，然后告诉他，这些功夫也可以用来做别的事。马九在军中削木桩的时候想的是韩翃，画地图的时候想的是韩翃，每一次升迁、每一次考评拿到上等，他都会给韩翃写信。韩翃从来不回信，但每一封信他都留着。他不回信是因为他不能回——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和马九之间的联系。但他留着信，因为马九是他唯一的徒弟，也许也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在乎的人。
最后一封信是两个月前写的，字迹比前面几封更潦草更急促——“阿兄，我退役了。我来长安找你。”
狄仁杰把信折好放回木箱里，手指在箱沿上轻轻敲了一下。马九退役之后来长安找到了韩翃，两个人终于又见了面。韩翃把准备好了多年的判决书交给他，带他去白鹿庄老槐树下刻了乔正年的名字，削好了木桩，然后让马九站在树后等着。那天晚上乔正年从崇仁坊的客栈里出来，一个人踏着雪走到白鹿庄。他在老槐树前站定，马九从树后走出来，手里握着那根木桩。韩翃没有出现在现场——他大概站在坡上的枯草丛里，看着自己教出来的少年完成了六年前在乔氏坟前立下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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