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苏牵着瘦马出了长安城门，往西走回凉州。狄仁杰站在大理寺门口目送她走远，直到那件灰布长袍消失在官道尽头的柳荫里，才转身回了书房。李元芳把石狮子脚边那半块干饼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蚂蚁，找了个干净地方放着。苏无名端了盆井水泼在门口的石板上，冲掉了连日积下的尘土。
接下来几天，长安城太平无事。狄仁杰每天批公文、翻旧卷、喝茶，偶尔去后院听孙老九敲更鼓。孙老九敲鼓的手艺确实好，三声鼓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和多年前凉州军器监皮作房里响过的卯时更鼓一模一样。哑伯每到鼓响就收起扫帚坐在门槛上，闭着眼睛听，听完才起身回屋。赵铁头蹲在柴堆旁边卷旱烟，卷好了也不点，就夹在耳朵上，等鼓声响完才划火石。
八月中旬，吏部发来一道公文，说河东道蒲州府有桩积年旧案需要大理寺派员复核。案子本身不大——蒲州府万泉县有个乡绅被人毒死在家中，凶手三年前就已锁定了，是乡绅的远房侄子，动机是争产。人证物证俱全，犯人供认不讳，县衙判了斩监候，卷宗送到刑部复核，刑部又转到大理寺做终审。狄仁杰翻了一遍案卷，觉得案情简单明了，依律当斩，便提笔在复核文书上签了字，让苏无名发给蒲州府。这种积年旧案每年都要复核十几桩，他签完了也就放下了。
不料隔了一天，蒲州府又发来一封急报，措辞比上一封公文急促得多。狄仁杰拆开信一看，眉头皱了起来——三天前，那个被判斩监候的犯人死在了万泉县大牢里，死法和三年前他毒死的那个乡绅一模一样：面如金纸，周身无伤，瞳孔散而不收。更怪的是，他死之前牢房里传出了钟声，不是寺院里的晨钟暮钟，而是一声极短极闷的钟鸣。声音不大，但整个万泉县衙的人都听见了，狱卒跑到牢房门口时，发现牢门上挂着一小块靛蓝色的土布，布上绣着一个“钟”字。
他把信递给李元芳。李元芳看完，脸色变了。“又是靛蓝土布。大人，这人死法和周延庆、胡谦一模一样，要不要马上出发？”狄仁杰站起来从墙上取下大氅，让李元芳备马去蒲州，又吩咐苏无名留守大理寺。
从长安到蒲州，走官道过渭南、华阴，在潼关渡黄河，再沿河东道官道往北走，全程三百余里，快马加鞭走了两天。蒲州城不大，城墙是夯土的，城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狮身上的纹路被风沙磨得模糊不清。蒲州知府姓曹，叫曹敬宗，是个四十来岁的瘦高个儿，站在府衙门口迎着狄仁杰，脸上的表情又急又愧。
“狄大人一路辛苦！下官实在惭愧，本来一桩铁案，忽然闹成这样。犯人在牢里关得好好的，狱卒日夜巡逻从没出过差错。前天夜里子时前后，整个县衙忽然响起钟声，狱卒说钟声是从牢房里传出来的，他跑到牢房门口时牢门锁着，锁完好，窗户完好，牢房里只有犯人一个人。犯人已经死了，死在草席上，牢房正中央放着一只粗陶小碗，碗里有半碗水，水面漂着一根女人的长发。”
狄仁杰没去府衙歇息，直接让曹敬宗带他去万泉县大牢。大牢在县衙西北角，是一间用青条石砌成的矮房子，四面不开窗，只留了屋顶上一个巴掌大的气孔。牢房不大，靠墙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的尸体已经被抬走停放在府衙仵作房，但现场还保留着发现时的样子。正中央那只粗陶小碗还放在地上，狄仁杰蹲下身把碗拿起来凑到气孔透下来的天光下仔细端详。碗是粗陶烧制的，和增城苗寨蒙公暗室里那些陶罐同一种釉色。碗底一层干了的泥垢，泥垢表面印着一个极小的指印，手指极细极长，指甲的位置在泥上戳了几个小洞。和邺城铜雀台上那只陶碗里的指印一模一样。他把碗递给李元芳，站起来走到牢房西北角，仰头看着屋顶上那个巴掌大的气孔，气孔边缘有几道极新的擦痕——不是绳索摩擦的痕迹，是有人把什么东西从气孔里塞进来又拽回去时留下的。他让人挪了张条凳踩上去，在气孔外沿摸到了一小截断掉的麻绳，绳头上绑着一只极小的铁钩，钩尖上沾着几缕极细的靛蓝色丝线。
“阿弦。她离开邺城之后去了凉州找阿纨，在凉州学铸铜像，但她来这里之前，她先来了蒲州——也许是在离开邺城之后、到达凉州之前，也许是到了凉州之后又折返回来。不管是哪条路，她都在这里停了脚。她用铁钩把那只陶碗从气孔吊进牢房，然后在牢房外面敲了钟。犯人是被吓死的——他在牢房里听见钟声，看见那只粗陶碗从天而降，知道索命的来了。不用蛊毒，不用生漆，只用一个碗和一声钟鸣，阿弦的手法比她姐姐更轻、更巧、更不动声色。”他把铁钩递给李元芳，“查一查这个犯人当年毒死的那个乡绅，那个乡绅和弓弦案有没有关系？和月氏旧营有没有关系？”
曹敬宗在旁边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狄大人，这个案子下官查过。三年前被毒死的那个乡绅叫钟万山，是万泉县本地人，年轻时在凉州做过一任司仓参军。告老还乡之后在万泉县置了百来亩地，安分守己，从不与人结怨。他侄子钟承嗣为争家产，在他的茶碗里下了砒霜。这桩案子是下官亲手审的，铁证如山，绝无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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