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在汉水边上，从长安过去走水路最便捷。狄仁杰和李元芳在灞河渡口上了官船，沿渭水入黄河，转运河下江南，再入汉水溯流而上。两岸青山由黄转绿，李元芳蹲在船头啃胡饼，说这趟差事比去凉州舒坦——凉州的风沙能把人脸皮磨成砂纸，江南的春风能把人骨头吹酥。
狄仁杰靠在船舷上翻看襄州急报。襄州知府姓张，叫张敬修，是前年从淮南道调来的。公文里说襄州城外有座废弃的义庄，数日前有樵夫在义庄里发现一具白骨。白骨周身无伤，但死因绝不是寻常暴卒。因为白骨的手骨、腿骨、肋骨——全身上下每一块稍大些的骨头上，都密密麻麻刻满了字。
“刻在骨头上的字。”狄仁杰把公文递给李元芳，“张敬修说那些字是用极细的刀尖刻上去的，笔画比头发丝还细，须凑到跟前才能看清。法曹用拓碑的墨拓了几根腿骨，拓下来的字拼在一起，是一份自供状。白骨自称姓崔，前朝刑部书吏，天册年间曾参与销毁一桩大案的原始卷宗。他销毁的是洛阳七命案的仵作验尸格目——何不笑缝香的那七个人，最初的验尸记录不是现在保留的那份，而是更早的一份。那份原始格目上有毒理检验记录，但被刑部销毁了，替换成死因不明。崔某参与此事后调离洛阳，改名换姓藏在襄州，畏罪自缢。临死前把自己的罪状刻在骨头上，说他不能白死，他的骨头就是他的认罪书。”
“他把罪状刻在自己骨头上？那不是得活生生疼死？”李元芳放下胡饼，眉头皱得紧紧的。
“他说他畏罪自缢，但既然自缢是在刻骨之后，他刻骨时分明还活着。能把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刻满字再死，这人的忍耐力远超常人。”狄仁杰又翻到公文末尾，“张敬修还附了一句话——白骨旁边发现了一根极细的钢针，针尖已磨钝，上面沾满了骨粉。他临死前用这根钢针在自己骨头上刻字，每一针都入骨三分，疼痛之大，字却工整端方。张敬修觉得，这人不是在刻罪状，是在刻给谁看。”
船在汉水上又走了一段，到襄州时已是傍晚。襄州城不大，城墙低矮，渡口热闹，河面上帆影点点。张敬修在码头迎着，是个四十来岁的矮胖中年人，圆脸小眼，说话细声细气，做事却极利索。他把狄仁杰和李元芳让进府衙后堂，从铁柜里捧出一只用油布裹着的木匣放在桌上。
“狄公，这就是从义庄带回的白骨。下官按发现时的姿态原样搬回，一片骨殖都没有挪动。钢针在匣子最底层，拓片在旁边。”
狄仁杰打开木匣，白骨静静躺在石灰之上，骨殖完整，姿态安详，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是自缢之后的入殓姿态，有人在他死后替他收了尸，把他搬到义庄，让他平躺下来，双手合拢。他先在自己骨头上刻满了字，然后自缢。死后有人发现了他，替他收了尸，放在义庄里，还替他拢好了双手。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没有报官？
狄仁杰从匣底拈起那根钢针举到灯下。针尖已完全磨钝，针身被磨得极亮，针尾缠着一圈极细的铜丝。他把钢针放在一边，拿起那叠拓片，逐张细看。腿上刻的是销毁卷宗的经过，肋骨上刻的是刑部所有经手人的名字，其中就有裴守仁——裴守仁当年在刑部郎中任上，是这份格目的复审签章人。崔某在手骨上刻的是自己临死前最后悔的一件事：他把替换后的卷宗放进档案柜时，偷偷留了一页原始格目的抄本藏在刑部档案房的地砖下面。他说如果有后来人发现这页抄本，就能证明洛阳七命案的第一份验尸记录比现在存档的早了好几天——早了几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抢先一步，在正式验尸之前已经预知了七个人的死因，然后销毁了那份能证明凶手手法的验尸格目。那个人不是何不笑，何不笑只是收笑的人。那个人能指挥刑部提前销毁格目，品级至少在三品以上。
狄仁杰把拓片放下，对张敬修说查崔某的履历，再查他有没有后人尚在。张敬修说已经查过了——崔某离开刑部后辗转多地，最后在襄州城外开了间私塾，教了几个学童，独居未娶，没有子女。但他临死前那几年，私塾里有个旁听的孩子，趴在窗外听他讲课。那孩子姓韩，叫韩其昌。
“韩其昌。”狄仁杰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魏州知府韩其昌，之前在洪州办过石臼村的案子。他的祖父是洪州知府，和崔某八竿子打不着。韩其昌现在在相州，他怎么会出现在襄州崔某的私塾窗外？”
张敬修从旧档里翻出一份发黄的学童名册，上面确实有韩其昌的名字。韩其昌小时候随父亲在襄州住过几年，父亲是襄州府衙的司仓参军，租住在崔某私塾隔壁。韩其昌每天趴在窗外听崔某讲课，崔某很喜欢这个孩子，教他识字，教他读《论语》，还教他写馆阁体。韩其昌后来调任各地做官，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信给崔某。那些信现在全部收在崔某遗物中，韩其昌在每封信的末尾都附了同一句话——“崔师父，那份格目抄本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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