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钟被抬进大理寺时，天已经黑透了。差役们把它放在后堂门口，钟身映着檐下新换的灯笼，亮得发青。了尘师太被安置在寺外一间清净的偏房里，苏晚看过她脉象，说老师太并无大病，只是长期饮食不继，神气俱弱，细心调养几日便好。了尘只喝了一小碗米粥，便合衣躺下，临睡前对苏晚说了一句话：“女施主，你去告诉狄大人，那口钟不干净，夜里会自己响。莫让值夜的人靠得太近。”苏晚把话带到，狄仁杰正站在铜钟前面，闻言没有回头，只说知道了。
李元芳派了两个差役在门口值守，又亲去后院转了一圈。回来时见狄仁杰仍立在钟旁，手里拿着那串从山门摘下的念珠，一颗一颗地拨。他走过去，压低嗓子道：“大人，了尘说那人已经死了。但长安城里每日穿绯袍、佩银鱼、乘双马的，这些年没几个。会不会是前刑部侍郎郑某？或者，就是崔湜？崔湜虽说是大理寺司直，品级低些，但当年在刑部时也风光过。后来他调到大理寺，排场却不减。末将记得他出使回来那日，马车上挂的正是银鱼袋。这人已经死了，可他死前是不是也去过白毫寺？”
狄仁杰没有马上回答。他绕着铜钟走了半圈，突然停住，用手指着钟底那行梵文。几个字被泥垢盖住了，他让差役打来一盆水，用软布轻轻擦拭。泥垢剥落，露出一个刻得极深的名字：“崔湜”。不是梵文，也不是钟匠名款，而是规规整整的馆阁体，藏在梵文中间，像一条蛇盘在经文里。这个名字刻得极深，刀口处还残留着朱砂，触目惊心。狄仁杰直起身，把念珠收进袖中，对李元芳说：“明天一早，把裴守仁从洛阳请来。这桩案子，他脱不了干系。了尘不敢说，是因为那人死后还能杀她。可人死如灯灭，他活着时的爪牙，还有多少人留在长安？我们要找的不是崔湜——他已经被钉在铜钟上了。我们要找的是替他动手的那个人。崔湜不会亲自带兵屠寺，他手下有一员干将，姓周，叫周敬宗。”
李元芳一怔：“周敬宗不是跟着郑有禄去凉州敲钟了吗？前些天他牵着马出了城，朝西边去了。”狄仁杰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夜风带着雪气灌进来，烛火一阵乱跳。他慢慢道：“去凉州前，周敬宗已经到过长安。他杀了刘大保，杀了周三，又跟着郑有禄去了凉州。可他在长安城里还替崔湜做过一件事——屠白毫寺。崔湜让他杀了白毫寺一百零七口人。他做了。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刚从军中假死脱身，没有身份，没有退路。崔湜给了他银子、假军籍和一口钟。那口钟就是今夜我们搬回来的这口。钟底刻着崔湜的名字，是周敬宗亲手刻的。他把所有罪过都压进这口钟里，然后离开长安，再也没回来过。了尘说那口钟不干净。确实不干净，它下面压着的，不是钟声，是一百零七条命。了尘是那场屠杀里唯一活下来的。她之所以活着，不是周敬宗心软，而是崔湜要她活着。她手里有白毫寺一百零八口尼众的花名册。崔湜要她活着，把这份花名册藏好。他以为这册子能保他的命，没想到他先死了。了尘躲在寺里，藏了这么多年，如今把这烫手的东西交给我们。这册子就是整座寺的遗书，也是崔湜的认罪书。一百零七个人，只有她没死。她活着的每一日，都在替那一百零七个人点灯。”
李元芳听得握紧了拳头，狠狠一捶窗框：“那周敬宗——”狄仁杰沉声道：“他已经洗过手了。他在凉州替父亲周显守墓割草，又到长安替郑有禄收了刘大保和周三的命，最后跟着郑有禄去凉州敲钟。他在钟声里听见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他把白毫寺一百零七条命背在身上这么多年，没能真正放下。他现在去了凉州，也许不会再回长安。我们明日先把裴守仁请来，再让苏无名去查崔湜在时的兵部调令。周敬宗动手那晚，必有调兵的令签。若令签上盖着崔湜的私印，这桩旧案就坐实了。崔湜已死，依法不可追刑，但白毫寺一案必须昭雪。那口钟，就是为这一百零七口人写的判词。钟响不响，已经不重要了。”他说完把窗户掩上，转身走到烛台前，用手指轻轻拨了拨灯芯。火苗蹿高了些，照得铜钟上那“崔湜”二字如血般殷红。他吹灭烛火，对李元芳道：“把钟抬进物证房。明日会审。”黑暗中，那口钟立在廊下，像一块沉默的墓碑。风从门缝钻进来，擦过钟沿，发出极低极轻的呜咽，仿佛真的有什么人在里面，想响，又不敢响。夜已经深了。长安城里更夫的梆子声从远处传过来，一下，两下，三下。那口钟纹丝不动。可狄仁杰知道，它响起来的日子，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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