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策听得入神。
“老师的意思是要放权给百姓？”
“不是放权，是之前说的，给权力找一个新的来处。”
李晨的声音变慢了。不是犹豫的慢，是慎重到每一个字都放在秤上称过的慢。
“你在太和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过那句话——‘民心散了，天子的位置就不配坐了。’这句话，你说了，朝野震动，说书人念了九天，苏辙在菜市口审出了‘言论无罪’。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新来处？”
刘策的瞳孔缩了一下。
“天授？还是民赋？”
“对，天授和民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来处。天授，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君权神授，百姓不能质疑，谁质疑谁就是大不敬。民赋，天子是百姓选的，不对，咱们没有选天子，但道理是一样的——天子的权力，说到底，靠的是百姓不造反。”
“秦始皇以为靠长城和军队就能让百姓不造反，隋炀帝以为靠运河和东征就能让百姓不造反。崇祯以为靠东厂和廷杖就能让百姓不造反。都错了。”
“百姓不造反，不是因为怕你，是因为还没饿到那份上。一饿到那份上，长城挡不住，军队压不住，东厂更没用。歪脖子槐树不是自己长歪的，是被压歪的，也是被饿疯了的人推倒的。”
刘策站了起来。
走到窗前，推开窗。冷风灌进来，吹得御案上的奏折哗哗作响。
站在风口里，龙袍被风吹得猎猎飘动。好半天没说话。
转过身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变了。
不是天子听臣子进谏的神情，是一个学生终于弄懂了老师的意思之后恍然的清明。
“老师，朕懂了。”
“懂了什么？”
“小制衡是靠少数人管多数人，宗室管宗室，言官管百官，说到底还是那几百号人在掰手腕，大制衡是让天下人来管天下人。”
重新坐回椅子上，端起那盏已经凉透的龙井，一口气喝了半盏。
凉茶入喉，苦味在舌尖上化开，又从苦里泛起一丝甘。
“朕想明白了，要让百姓能说话，首先得让他们认字。要让百姓能管天下事，首先得让他们知道天下事是什么。要让百姓不当猪狗，首先得把他们当人。”
“所以——”
李晨接上了这句话。
“所以？”
“所以朕要拜苏辙为太傅。”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刘策语气里藏着的那股劲，像一把被压了太久的刀忽然出了鞘。
“不只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是太傅。朕要把苏辙放在太傅的位置上，让他讲经义，讲历代兴亡，讲他江南二十年教出来的那些道理。朕还要把他说的话记下来，印成书，发到各府州县。让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读，让每一个不识字的人都能听别人读。”
“老师写的白杨镇见闻录，楼兰的选举，雍州北的水渠，北大学堂的书架——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把所有这些串起来，就是一条路。”
李晨看着刘策。
不是臣子看天子的目光，是一个种了多年树的人看着树苗开始抽新枝的目光。
“陛下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姑祖母在棺材里躺了三炷香，朕坐在灵前想明白了。她老人家拿命替朕挡了一刀，这道门打开了，就一定要往前走。不走对不住她。”
“还有一件事。”
“什么？”
“改组朝堂。”
刘策的手指在御案上轻轻敲了三下。
笃，笃，笃。
“不是换几个人，是把规矩改了。财产登记署要建，周秀娥已经在路上了。吏部考核要加一条，看地方官治理一方百姓的实绩，不只是看他收了多少赋税。御史台要多选几个像苏辙那样的，不要只会弹劾大臣穿错朝服戴错帽子的。”
“这些事情一个月做不完，一年也做不完。但得开始做。不然三年后那帮挖渠的宗室回来，朝堂还是老规矩，还是那一套，他们用不了三个月就能把一切扳回来。”
李晨站起来，走到窗边，和刘策并肩站着。
窗外，积雪覆盖着皇城的琉璃瓦，远处的街巷里冒出炊烟，是百姓在做午饭。
炊烟笔直地升上去，在西斜的日头里变成淡金色的雾。
“臣在高昌经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古以来变法都那么难？商鞅变法，人亡政不息，是因为秦孝公死得晚。王安石变法，人亡政息，是因为神宗死得太早。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一条鞭法名存实亡。变来变去，最后还是老样子。”
“后来想明白了。不是因为变法的人不够聪明，也不是因为反对的人太厉害。是因为变法的根扎得不够深。商鞅变法动了贵族的利益，但他把军功爵位给了普通秦人。普通秦人能靠砍人头换爵位，这条根扎在泥土里，所以商鞅死了，秦法没亡。王安石变法也动了贵族的利益，但根扎在朝堂上，扎在皇帝一个人身上。神宗一死，根就断了。”
“陛下要做的事，要把根扎在泥土里。不是扎在朝堂上，不是扎在天子一个人身上。是扎在雍州北的渠里，扎在白杨镇的选票里，扎在苏辙教出来的学生里，扎在北大学堂的图书馆里。扎在每一个认字的老百姓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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