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三年十一月十二，名护屋，城下町西侧，“一文字屋”酒馆。
午后未时，酒馆里正热闹。十几张矮桌散落在昏暗的堂内，靠墙的几张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是穿着破旧直垂的浪人、披着短褂的脚夫，还有几个腰间别着烟管的町人。空气里混着烤鱼的味道、劣质酒液的酸气、以及人身上散发出的汗味和尘土味，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底层酒馆特有的、令人莫名安心的浑浊气息。
堂中央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张略高于其他桌子的矮台。台上摆着一盏油灯，灯后坐着一个穿着鼠灰色直垂的中年男子，约莫四十岁出头，面容清瘦，颧骨微高，下颌留着一撮修剪得整齐的黑髯。他手里握着一把折扇，扇骨是竹制的，已经用得发亮，扇面上隐约可见几行墨字。
此人姓徐，单名一个渭字，明人出身，原是泉州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后来跟着商船漂到长崎，辗转流落到名护屋，靠着一口伶牙俐齿在酒馆里说书糊口。他在名护屋说了七八年的书，从《三国》《水浒》说到太阁平定天下的故事，再到光复朝建立以来的种种奇闻轶事，口齿清晰，绘声绘色，在城下町的底层圈子里颇有一些固定的听众。
此刻他正说到兴起处，折扇在手中啪地展开，又啪地合上，眉飞色舞，声音抑扬顿挫：
“……话说前年开春，名护屋城下町来了一条汉子。这人生的什么模样？黑脸膛，短胡茬，敦敦实实一副脚夫骨架，一双眼睛却亮得跟贼似的，看人一眼，仿佛就能把你的钱袋掂出斤两来。此人姓张，名献忠，陕西人氏，脚夫出身，浑身上下搜不出一两银子，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就在码头边上找了个避风的墙角，铺一捆稻草，枕一块破砖，睡了三天。”
台下传来一阵笑声。有人端着酒碗喊了一声：“徐先生，你说的这个张献忠，莫不是如今城东那个张老板？”
徐渭折扇一指，笑道：“正是！诸位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他端起桌上的粗瓷碗，抿了一口润喉的粗茶，放下，继续道：
“却说这张献忠在码头睡了三天，第三天夜里，遇上了一件事。码头边上有个姓武的老汉，给商号守夜仓，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夜里巡仓时不慎一脚踩空，从栈桥上跌进了海里。那时节正是正月，海水冷得刺骨，武老汉又不会水，扑腾了几下就往水底沉。码头上不是没人看见，但大半夜的，谁愿意为一个不相干的老头子冒这个险？偏偏张献忠看见了。他二话不说，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愣是把武老汉从水里捞了上来。”
“那武老汉上岸之后，冻得浑身发紫，只剩一口气吊着。张献忠把他背到避风处，生了一堆火，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干衣裳脱下来给他裹上，又跑去找码头上的脚夫讨了一碗热姜汤，一口一口喂下去。折腾了大半夜，武老汉总算缓过来了。”
台下有人啧啧两声，也不知是赞叹还是感慨。
徐渭继续道：“武老汉感激不尽，问张献忠有什么需要他报答的。张献忠说，不需要你报答，我救你不是图你的回报。武老汉又问，那你来名护屋是做什么的？张献忠说，讨生活。武老汉说，好，那我给你介绍一条活路。”
“这条活路是什么呢？原来武老汉有个侄子，在码头上一家商号的仓库里做管事的，手底下正缺人手。武老汉把张献忠引荐过去，那侄子见张献忠身板结实、说话利索，便收了他做搬运工。从此，张献忠便在码头上扎下了根，每日扛货卸货，挣一份辛苦钱。”
“干了不到两个月，张献忠又在码头上结识了另一条汉子。这人姓铁，单名一个柱字，因生得膀大腰圆、力能扛鼎，人送绰号‘大铁牛’。这大铁牛也是个苦命人，原本是美浓国一个没落地侍的儿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便跑到名护屋来讨生活。可他除了有一身蛮力，别的什么都不会，在码头上干了两天，嫌工钱少，又不干了，整天在城下町闲逛，饿了就到寺庙门口讨一碗粥喝。”
“张献忠见这大铁牛虽然落魄，但有一身好力气，又是个直肠子，便请他喝了顿酒，两人聊了一夜。第二天，大铁牛便跟着张献忠一起干了。”
徐渭说到这里，折扇啪地一合，目光扫过台下，卖了个关子：“诸位，你们猜——张献忠靠着搬货，攒了多久才攒出他的第一笔本钱？”
台下有人猜三个月，有人猜半年，有人猜一年。
徐渭摇了摇头，竖起两根手指：“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张献忠手里攒了二两银子。”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两个月攒二两银子，在名护屋的底层劳工中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要知道，一个普通的码头搬运工，一个月能挣三四百文就已经算勤快的了，二两银子足足相当于两三千文，两个月攒下这个数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徐渭看着台下众人惊讶的表情，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道：“诸位一定觉得奇怪——他一个码头搬运工，怎么可能两个月攒下二两银子？难道他不吃不喝不成？嘿嘿，这里头自有门道。张献忠在码头干了不到半个月，就发现了一个窍门：码头上的货物，分急货和普货。急货的运费比普货贵三成，但大多数搬运工不愿意接急货，因为急货通常量大、时间紧、搬运起来更累。张献忠却专挑急货接。别人一天搬十趟，他一天搬十五趟；别人歇晌的时候他还在搬；别人收工去喝酒的时候他还在搬。他一个人干的活，顶得上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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