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我？”
“信，你骂人骂了七八年，从来没在背后骂过。全当着面骂。能当面骂人的人，不会背后捅刀。这是你的人品。”
“人品不能当英语用。”
“英语可以学，人品学不来。”
刘艳低头看着桌上的报表。数字密密麻麻，每一行都熟悉。七八年了，每天早上七点进办公室，晚上十点走。从当年东莞的一个小小游戏厅，做到四五千人的集团，没亏过一分钱。
她拿起计算器重新按了一组数字。
“外交部长年薪多少？”
“跟所有部长一样。从女王到搬砖工，基础养老金一个标准。部长津贴每月多五百南岛国币。”
“五百，还不够买一条石斑。”
“石斑不用买，胖大姐会送。”
刘艳噗地笑出来。
“所以外交部长的主要福利是免费石斑？”
“还有免费的冷眼和闲话，你当晨月集团董事长，那是晨哥的产业，没人说你。你当外交部长，以后媒体会把你每一句话掰开来分析。你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口红，跟哪个国家的代表多聊了两分钟，全有人盯着。”
“你觉得我怕这些？”
“不怕。但有人会替你怕，比如我。”
“你怕什么？”
“怕你被气哭，你哭起来不好看。一哭眼睛就肿，肿了第二天开会还得戴墨镜。戴墨镜开会，人家会以为你在装酷。”
刘艳笑得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笑完了直起腰，拿纸巾擦了擦眼角。
“那就当吧，但我先说好，外交场合说错话了别怪我。”
“不怪，说错话比不说话强。周牧之几十年没说过一句错话，最后一封信写得滴水不漏。但他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真话，直到走的那天都没说。不说真话的外交，比说错话更可怕。”
“那句真话是什么？”
“我想回家带外孙，就这么简单，就这么难开口。”
当天晚上，刘艳在晨月集团办公室收拾东西。
几年的东西，收拾起来只有一个纸箱。几本账本，一个计算器，一个马克杯，杯子上印着“晨月集团成立五周年”，杯沿有一道浅浅的茶渍。
林雪从省城打来电话，她带着孩子，难得主动拨一次视频。
屏幕亮起来，怀里抱着林念晨，对着镜头喊了一声“艳妈妈”，刘艳眼泪哗地下来了。
“哭什么？当外交部长又不是上战场。”
“我知道，但就是觉得心里憋得慌。这么多年的集团，说交就交。周牧之说走就走。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什么？”
“图个心安，你把集团交给冷月审计过的制度，心安。周牧之去带外孙，心安。你接外交部，是为了让琳娜和冷月和曹娟心安。心安的人多了，南岛国就稳了。”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我也学会骂人了。”
刘艳擦了把眼泪。
“孩子在呢，别提骂人。”
刘艳挂了电话，把马克杯放进纸箱。
第二天上午，议会表决。
刘艳的外交部长提名以全票通过。全票的原因倒不是所有人都信她，是没人敢投反对票。
冷月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手里摊着审计平板，屏幕上不是外交部的预算，是每个议员的个人财务申报表。
许白珊凑过来小声问。
“你查他们账干嘛？”
“不干嘛，让他们知道我随时能查。”
“这是威胁。”
“不是威胁，是透明。财务透明是南岛国的规矩。他们自己定的规矩，我只是帮他们落实。”
表决结束后，刘艳走到发言席。
手里没拿稿子，拿的是那个马克杯。杯子里泡了新茶，还是红茶。茶渍还在。
“我说三句话。第一句，我英语不好。以后跟外国代表见面，麻烦你们自带翻译。第二句，我没干过外交，但干过七八年集团管理。管理的道理跟外交差不多。该给的面子给，不该让的底线不让。第三句，我的底线很简单。你们对我好，我对你们好。你们动我的人，我动你们的蛋糕。”
坐下。
议会安静了三秒。然后许白珊带头鼓了掌。
阿玛拉边鼓掌边对旁边的许白珊说。
“她这三句话，比周牧之四十年任何一篇演讲稿都有分量。全是大白话，全是大实话。”
许白珊点头。
“大白话最好使。当年琳娜登基也说大白话。”
“琳娜登基说的是什么？”
“她说——标签贴在墙上会褪色，日子过在手里不会。你日子过好了，别人爱贴什么标签贴什么。”
当天傍晚，希望岛食堂。
刘艳上任后第一顿晚餐，还是食堂的红烧肉和蒜蓉红薯叶。红烧肉姜放得足，红薯叶炒得嫩。
李晨坐在对面。
“部长大人，上任第一天感觉如何？”
“感觉今天早上那句话不应该说，什么‘你们动我的人，我动你们的蛋糕’，太土匪了。”
“外交部长本来就像土匪，只不过土匪拿刀，你拿马克杯。你拿杯子的样子，比拿刀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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