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北京透着初冬的清冽，阳光斜斜洒在长安街的柏油路上，映得路边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宋堂远订的聚会饭店在西单附近，是家挂着 “国营为民饭店” 招牌的馆子，门脸不大但收拾得干净，玻璃窗上贴着 “厉行节约” 的红底黑字标语，门口站着位穿蓝色工装、戴红袖章的公方经理，正核对预订名单。1958 年的国营饭店对外营业有严格规定，若非宋堂远爱人在市副食商店工作，又跟这位公方经理相熟，提前报备了 “同学联谊” 的事由，他们这群人根本不可能包下里间的小雅间，更别提从中午十二点一直闹到下午五点。
陈墨出门时特意从家里拎了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十瓶白酒 —— 六瓶衡水老白干、四瓶北京二锅头，都是托姐夫王建军在粮食局走了特殊渠道弄到的。建国后衡水老白干可是国营酒厂的招牌，还曾作为慰问品送到抗美援朝战场，在京城的酒桌上颇受欢迎；二锅头则是寻常百姓家的硬通货，65 度的烈性酒，喝着够劲。除此之外，他还特意给女同志带了三瓶葡萄酒，那是上次陈国栋主任出差回来送的，瓶身上印着 “烟台张裕” 的字样，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算得上稀罕物。
“陈墨，你可算来了！就等你开席呢！” 宋堂远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蹬着锃亮的黑皮鞋，老远就迎了上来，拍着他的肩膀笑道，“你这酒带得够意思，上次聚会想喝口老白干都没辙，今天可得让大伙儿过足瘾！”
小雅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当年医学院的同学，也有后来分到各个医院的同事。男人们大多穿着中山装或列宁装，脚下不是皮鞋就是松紧口的布鞋；女同志们则穿着碎花棉袄或列宁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朴素的笑意。见陈墨进来，众人纷纷起身招呼，八仙桌旁的空位很快被填满，桌上摆着饭店按标准准备的菜肴：一盘红烧肉、一碟炒鸡蛋、一份白菜炖豆腐、两碗凉拌海带丝，还有一大盆玉米窝头和白面馒头 —— 这在 1958 年已经是相当丰盛的宴席，光红烧肉就需要凭肉票才能预订，宋堂远为了这顿饭，可是动用了不少关系。
“来，咱们先碰一个！” 宋堂远拿起酒瓶，给每个人的搪瓷缸子都倒满酒，“当年一起在医学院啃书本，现在都成了治病救人的医生，今天不醉不归！”
“干杯！” 众人举缸相碰，搪瓷缸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烈性白酒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陈墨平时酒量不算差，但架不住同学们轮番敬酒，你一杯我一杯，话题从当年的课堂趣事聊到如今的工作近况，从卫生部的新政策说到各自的家庭琐事，气氛越聊越热烈，酒也越喝越多。
“陈墨，你现在在协和中医科可是大名鼎鼎啊！” 当年的班长王浩端着缸子凑过来，脸上泛着红晕，“我听说你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下次有棘手的病人，可得向你请教！”
“不敢当，互相学习！” 陈墨笑着举杯，仰头喝了一大口，老白干的烈劲顺着喉咙烧下去，胃里暖洋洋的，“你们人民医院的外科才是真厉害，上次那个肝切除手术，我可是听说了，做得相当成功！”
女同志们则喝着葡萄酒，聊着家常，丁秋楠坐在角落，偶尔插上几句话，目光一直落在陈墨身上，生怕他喝多了。可架不住众人热情，到下午三点多，陈墨带来的十瓶白酒就见了底，宋堂远又出去跟公方经理商量，从饭店库房里匀了两瓶红星二锅头，才算勉强满足了男人们的酒兴。
散场时，屋里的男人没一个能自己站稳的。王浩被两个同学架着走，嘴里还念叨着 “再来一杯”；宋堂远舌头都打了结，一个劲地拍着陈墨的肩膀说 “下次还聚”。陈墨也晕乎乎的，脚步虚浮，全靠丁秋楠搀扶着才走出饭店。路上的冷风一吹，他稍微清醒了些，乖乖地跟着丁秋楠往家走，只是嘴里时不时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引得路人频频侧目。
可一回到家，陈墨就彻底 “放飞自我” 了。他甩开丁秋楠的手，踉跄着跑到客厅中央，站在八仙桌旁大声唱起歌来。唱的都是丁秋楠从没听过的曲子，歌词含含糊糊的，偶尔能听清 “情啊”“爱啊” 的字眼，调子却意外地好听。唱着唱着，他还扭动起身子，双手胡乱挥舞，像是在舞台上表演一样。
丁秋楠站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结婚四年多，她还是第一次见陈墨喝醉，平时稳重内敛的丈夫，此刻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模样实在滑稽。更让她哭笑不得的是，陈墨扭着扭着，竟然开始脱衣服，先是解开中山装的扣子，把外套扔在沙发上，接着又脱毛衣、衬衫，最后只剩下一条内裤，还站在原地转了个圈，得意地看着丁秋楠。
家里的三只狗 —— 大黄、小黑和小花，一开始还在客厅里转悠，好奇地盯着陈墨看，可见他脱得只剩内裤，像是害羞似的，一个个夹着尾巴跑到院子里，趴在墙根下不肯进来，那模样仿佛在说 “没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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