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和小汪去了大半天，临近下班时才回到派出所。两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果然如此”和“哭笑不得”的复杂表情，一进门，吴鹏就端起李成钢办公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水，咕咚咕咚灌了个底朝天。
“李哥，情况摸清楚了。”吴鹏抹了把嘴，拉过椅子坐下，开始汇报。小汪在旁边补充，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下午的经过捋了个清清楚楚。
“我们到了第二纺织厂，没敢直接大张旗鼓找人，先去的厂保卫科。保卫科长姓周，挺配合，听我们说是了解情况，不是抓人，松了口气。他帮忙把邓兰叫到了工会的一间小会议室，就我们仨，关起门谈的。”吴鹏点起一支烟，“这姑娘开始紧张得不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说话声音都打颤。后来看我们态度和气，也没拍桌子瞪眼，才慢慢缓过来，说了实话。”
小汪在一旁补充：“李所，根本不是什么‘耍流氓’。刘彦之和邓兰是中学同学，一个班的，读书时候关系就挺好。不是那种早恋，就是正常的同学来往。后来邓兰考上了纺织中专，毕业后分回厂里当技术员，干部编制。刘彦之高中毕业，进了区轻工业局，在办公室当办事员。两人年纪相当，学历相当，工作也体面，前年开始走动频繁，一来二去，就谈上对象了。正经处朋友，互相见过同事，还一起看过电影。”
吴鹏接过话头：“问题就出在邓兰她爸，邓本忠身上。”他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见怪不怪的无奈，“这老爷子，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得很。我们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他在食品厂干了一辈子，就是个普通工人，俩儿子，一个待业，一个在街道厂混着，都没什么出息。他觉得闺女现在是干部了，身份不一样，长相也不差，应该‘卖个好价钱’——就是嫁个有钱人家，好多要彩礼，好给他两个儿子攒钱娶媳妇。他托人打听过刘彦之的家庭情况，知道是普通干部家庭，条件一般，瞧不上，觉得‘没油水’。”
“所以，”小汪接口，语气里带着对这种陈旧观念的鄙夷，“邓本忠就横竖看刘彦之不顺眼，反对两人来往，在家没少骂闺女。但邓兰和刘彦之感情不错，没听他的。老爷子急了，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跑到咱们这儿来报案，诬告刘彦之‘耍流氓’、‘纠缠’。他觉得，只要公安出面把刘彦之抓起来，或者哪怕只是叫来训一顿、吓唬吓唬他，把他名声搞臭，就能逼他知难而退，不敢再纠缠自己女儿。他就能顺理成章地给女儿另找‘高门’了。”
吴鹏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叹了口气：“这老爷子，糊涂到家了！把咱们公安机关当什么了？给他解决家庭纠纷、逼婚拆婚的工具使唤？还好李哥你早有交代，咱们没听一面之词就直接去逮人，不然真把刘彦之那小伙子当流氓抓回来，这事儿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毁人前程不说，咱们也得跟着犯错误！”
李成钢听完，心里彻底透亮了。果然和他猜测的八九不离十，根本不是刑事案件，连治安案件都够不上，这是典型的家庭干涉婚姻自由引发的诬告。邓本忠那套“养闺女就是换彩礼”的旧思想，在八十年代的工人家庭里依然有市场，不稀奇，但用这种下作手段来达成目的，既愚蠢又违法，还把公安机关当枪使。
“邓兰自己是什么态度？”李成钢更关心女方的真实意愿，“她对刘彦之，还有对她父亲这么干，怎么看？”
吴鹏神色认真起来：“邓兰态度很明确，当场就说了。她说她和刘彦之是自由恋爱，两人有感情基础，刘彦之人踏实，工作努力，对她也好，从没做过任何不尊重她的事。她坚决不同意父亲用彩礼来衡量她的婚姻，更对她父亲来派出所诬告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觉得丢人，也对不起刘彦之。”他顿了顿，“她说，如果父亲再这样胡闹下去，她就……就从家里搬出来，住厂里宿舍。纺织厂有单身宿舍，她符合条件的。”
“有主见，挺好。”李成钢点点头，又问，“刘彦之知道他被当成‘流氓’告到派出所了吗？”
“应该还不知道。”小汪说，“邓兰说还没告诉他，怕他知道了生气，或者心里有疙瘩。她想等事情有个结果再说。”
李成钢沉吟片刻，心里有了决断。这件事，性质是诬告，但考虑到邓本忠年纪大了，思想陈旧，出发点往好听了说也是为了家庭，而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宜简单处罚。关键是要把道理讲透，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这样，”李成钢对吴鹏和小汪说，“明天上午，你们俩再去一趟，把邓本忠请到派出所来。注意，是‘请’，不是‘传唤’，态度客气点，别让他觉得咱们要整他。同时，也私下通知刘彦之和邓兰过来——分开通知，先别让邓本忠知道。咱们给他来个‘当面锣，对面鼓’。”
“李哥，你是想……当面调解？”吴鹏问。
“对。”李成钢道，“在派出所这个环境里，严肃地给邓本忠讲清楚几条：第一，诬告是违法行为，严重了可以拘留甚至判刑。念他初犯、年纪大、且未造成实际损害，这次不予追究，但要严厉批评教育。第二，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父母不得干涉，更不能用彩礼买卖婚姻。他那套旧思想该改改了。第三，把邓兰的态度明明白白告诉他，让他知道女儿的意愿和决心。同时也让刘彦之和邓兰当面表个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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