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晚上八点三十分。Z市指挥中心。
夜色已深，但指挥中心内依然灯火通明。主屏幕上，“护渔-2023”海上联合保障演练的态势图已从日间的雷霆万钧、铁流奔涌，转变为一片沉稳的深蓝。代表参演兵力的符号大多静止或进行着低速巡航，演练已按计划转入“低强度保持阶段”。然而，无形的压力并未消散，那些静静停泊或缓缓游弋在相关海域的舰影，以及高空偶尔掠过的巡逻机航迹，依然构成一道清晰而坚固的底线。
所有人的注意力，此刻都聚焦在了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刚刚启动的、关于船长返回“具体技术性安排”的工作层紧急磋商上。
林枫面前的一个分屏，正实时显示着外交部门传回的磋商要点记录。会议是通过加密视频进行的，我方代表是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及两名精通国际法和相关海域事务的资深参赞，对方则是其外务省领事局及海保厅总务部的官员。
“谈判焦点非常集中，也异常尖锐。”张彪站在一旁，低声分析着刚传回的第一轮交锋记录，“对方虽然同意谈‘返回安排’，但一开始就试图设置障碍。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标准流程’，包括：由海保厅制作‘事件调查报告书’，移送地方检察厅‘审查’，检察厅决定是否‘简易起诉’或‘不起诉’，然后才能决定是否‘释放’及是否‘驱逐出境’。整个过程，他们声称‘至少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并且强调这是其‘国内法定程序’，‘无法逾越’。”
“换汤不换药。”林枫冷哼一声，“把‘非法抓扣’包装成‘合法调查’，然后用繁琐的‘国内程序’继续拖延，还想把时间控制在他们手里。我们如何回应的？”
“我方代表当即予以严正驳斥。”张彪调出我方发言记录，“明确指出：第一，此次事件本质是对方在我传统渔场的非法侵权和抓扣行为，所谓‘调查’建立在非法前提之上，其整个‘程序’自始无效，中方从未也绝不会承认。第二，立即、无条件、安全放人是解决事件唯一正确和合理的基础，不存在适用其所谓‘国内程序’的空间。第三，如果对方真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应当立即停止一切非法行为，直接安排人员交接。任何试图以‘程序’为名行拖延之实的做法，都将被视作缺乏诚意的表现，并可能招致我方进一步的必要反应。”
“措辞很强硬，直指本质。”林枫点头，这符合既定方针，必须打掉对方“依法办事”的伪装，将问题拉回“非法侵权”和“立即放人”的核心。
“是的。第一轮交锋后，对方态度有所软化，不再坚持完整的‘三到五天流程’，但转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张彪继续道，“他们提议，可以‘加速处理’，比如在‘完成必要笔录’后，由海保厅直接做出‘释放’决定，但需要船长签署一份‘承诺书’，承诺‘承认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船只进入了其‘主张的水域’）、‘保证不再进入相关海域’、并‘服从立即离境的安排’。他们声称这是‘基于人道主义和简化程序的特殊考虑’。”
“承认事实？保证不再进入？”林枫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这是变相的认罪和承诺不再维权！绝不可能接受！这是新的陷阱，想让我们的人以个人名义，变相承认其非法主张的‘管辖权’和‘水域权利’，从而在法律和舆论上为他们此前的非法行为披上一件遮羞布，也为他们未来继续骚扰我渔民埋下伏笔！其心可诛！”
“我方代表在第二轮磋商中，已经坚决回绝了这一提议。”张彪肯定地说，“我方明确表示，船长是在中国海域合法作业的无辜公民，不存在需要‘承认’的所谓‘事实’，更不会签署任何可能损害其个人权益、隐含承认对方非法主张的文件。放人必须是无条件的，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款。同时，我方提出了我们的技术安排方案：由双方指定具体时间和海上地点（例如在国际航道或公海某点），安排我方船只（可以是海警船或民用船只）接回船长。整个过程应简洁、迅速、安全，并可安排双方必要人员在场见证，确保透明。”
“对方反应如何？”
“对方代表显得很为难，表示需要‘紧急请示’。会议暂时休会，预计一小时后复会。”张彪看了看时间，“现在差不多该有消息了。”
果然，几分钟后，加密线路再次传来外交部的更新。李副部长亲自连线，他的表情在屏幕上显得既凝重又带着一丝期待后的谨慎：“林组长，最新情况。对方经过内部紧急磋商，刚刚在复会时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他们怎么说？”林枫沉声问。
“对方撤回了要求船长签署‘承诺书’的条款。”李副部长说道，“这是一个重要让步。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性要求’：要求船长在离开其拘押设施前，完成一个‘简单的离境手续’，包括核验身份、领取个人物品，并由其海保厅官员当面宣读一份‘离境注意事项’，告知其已被‘决定释放’并‘要求立即离境’。对方强调，这是其‘内部管理规定’，‘不具法律承认效力’，只是‘形式上的流程’，目的是‘完成内部文件闭环’。他们承诺，整个过程可以在半小时内完成，之后立即将船长送至双方约定的海上交接点。交接时间，他们提议在明天，也就是五月二日，上午十点（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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