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西！” 一名刑警突然喊道。众人围过去，只见钩镰枪上挂着一块暗红色的布料，里面包裹着几块碎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刑警们陆续打捞出 26 块人体组织，包括头颅、骨盆和四肢残块。经过初步检验，这些碎骨分属五名女性，与曹亚祥的供述一致。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核对失踪人口信息时，刑警们发现，这五名受害者中，并没有方某和王某。“这两个人你肯定认识。” 李福良将方某和王某的照片放在曹亚祥面前，“她们失踪前都和你有密切来往，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曹亚祥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嘴硬道：“我跟她们只是朋友，不知道她们去哪了。” 这时，张东旭拿着一台录放机走了进来，放在桌上：“这台录放机是在你家搜到的，方某的家属已经认出来了，这是她家的东西。你还想抵赖吗？”
看到这台录放机，曹亚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捂着脸，发出绝望的哭声：“我不是故意要杀她们的…… 方某借了我 3500 块钱，一直不还，还把录放机抵押给我，我觉得她是在骗我…… 王某跟我同居，非要逼我结婚，我不想跟她结婚，她就威胁要去告我……”
根据曹亚祥的交代，他杀害方某和王某的地点并非家中，而是在于洪区羊土乡的一家冶金修配厂宿舍 —— 他临时租用的一间简易房。杀害两人后，他将尸体分别抛到了辽中县茨榆坨镇的荒地和沈阳长客西站的公共厕所里。刑警们立即赶往这两个地点，虽然由于时间过去太久，没有找到完整的尸体，但还是发现了一些衣物碎片和骨骼残块，经过检验，与方某和王某的 DNA 完全匹配。
至此，这起震惊辽沈地区的连环杀人案终于真相大白。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曹亚祥先后杀害了七名女性，手段残忍，令人发指。而他的犯罪根源，还要从 1991 年的那次工伤说起。那年，曹亚祥在工作时被掉落的钢材砸中头部，虽然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却落下了头痛的毛病，从此便长期休假在家。
“工伤后，厂里给的津贴很少，我觉得自己成了废人。” 曹亚祥在后来的采访中说道，“去舞厅的时候，看到别人穿得光鲜亮丽，再看看自己，心里特别不平衡。离婚后，我更是觉得没人管我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心理专家分析认为，曹亚祥属于典型的变态人格，工伤后的失落感、婚姻的失败、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淫秽录像带的腐蚀，共同导致了他的心理畸形，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995 年 12 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曹亚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此案在辽沈地区引起了巨大轰动，沈阳市公安局特意给铁西区公安分局发来贺电，铁西区政府更是拿出 2 万元奖金，奖励有功的刑警们，铁西区公安分局也追加了 1 万元奖金。
案件侦破后，李福良站在刑警一大队的荣誉墙前，看着新增的锦旗，心情却十分沉重。“七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他对身边的吕永生和张东旭说，“我们虽然破了案，但还是觉得对不起那些受害者。” 吕永生点了点头：“以后我们要更警惕，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1996 年初，曹亚祥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八岁的孩子看着戴着镣铐的父亲，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曹亚祥想伸手摸摸儿子的头，却被法警拦住了。最终，他只能在儿子的哭声中，被押赴刑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后来被评选为 1995 年沈阳市十大恶性案件之首，成为了沈阳公安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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