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姿选择的下派地点，是位于本省西南山区的青石镇。这里距省城四百多公里，经济发展在全省排名垫底，群山像一道厚重的屏障，将外界的繁华牢牢挡在山外。
她挂职的职务是镇党委副书记，收拾行李时，只带了两箱换洗衣物、一摞政策书籍，还有一个装着常用药品的小箱子。从省城出发，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五个多小时，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着的黄泥干成了硬壳，车轮碾过，就扬起漫天尘土。
车窗外，连绵的群山望不到头，云雾常年缠绕在山腰。偶尔能看到山坳里散落着几户人家，黑瓦土墙在绿树间若隐若现。
下车时，空气中满是泥土的腥气，还混着松针与野菊的淡香 —— 这是与省城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截然不同的气息，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初到镇上，条件比她预想的还要艰苦几分。镇政府办公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墙皮大块剥落，露出里面泛黄的砖块；走廊里的白炽灯忽明忽暗，踩上去咯吱作响的木地板，每走一步，都像在 “提醒” 它的年岁。
她的宿舍在办公楼二楼最角落，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单间，墙面洇着深色的水痕。屋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床垫薄得能摸到木板；一张掉漆的旧书桌，抽屉拉起来总卡住；还有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坐上去得小心翼翼扶着扶手。窗户没有密封条，风一刮，就往屋里灌。
夜晚，山风呼啸着穿过窗棂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耳边低语。偶尔还能听到远处山林里不知名野物的嚎叫，尖锐又突兀。她裹着带来的厚棉被，却还是觉得寒意从脚底往上钻，只能把暖水袋紧紧抱在怀里。
可她没有半句抱怨，反而有种挣脱枷锁后的轻松，甚至带着点 “自虐” 的畅快。在省城时，她是 “周太太”—— 这个身份像一层透明的壳，走到哪里都有人盯着。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参加什么活动，都要符合别人眼中 “周太太” 的标准；背后总有人议论，说她能进省直机关是靠丈夫，说她做的工作都是别人提前安排好的。那些审视的目光，像细密的网，让她喘不过气。
但在这里，她只是沈清姿。
一个从省城下来锻炼的年轻干部，没有光环，也没有额外的期待。不用应付虚情假意的应酬，不用在意别人的窃窃私语，不用再强迫自己活成 “标准模板”。每天早上醒来，听到的是鸟鸣，看到的是远山，这种踏实感，是她在省城从未有过的。
镇上的干部和群众，对这个 “空降” 来的女书记，最初大多抱着观望和怀疑的态度。
镇办公室的李主任第一次带她熟悉环境时，偷偷跟同事嘀咕：“这姑娘细皮嫩肉的，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怕是连山路都走不完三天。” 村口的王大爷坐在大槐树下抽烟，看着沈清姿穿着牛仔裤、平底鞋走过，摇着头跟老伴说：“城里来的干部，哪懂种茶叶的苦？说不定就是来镀个金，等半年就走了。” 还有镇上的年轻干事，私下里议论她 “长得太漂亮，不像能干事的”，觉得她不过是个 “花瓶”。
沈清姿把这些话都听在了耳里，却没有急于辩解。她知道，说再多不如做一件实事。
第二天，她就换下了带来的正装，穿上耐磨的运动服和平底鞋，手里攥着一个笔记本，跟镇里的年轻干事小陈打了声招呼：“小陈，今天带我去村里转转吧，先从最远的红星村开始。”
红星村在山深处，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能通进去。路上全是碎石子，走起来硌得脚疼。沈清姿没走多久，裤脚就沾满了泥，鞋子也被划破了一道小口。
走到半山腰时，她没注意脚下的青苔，猛地摔了一跤，手掌蹭破了皮，渗出血来。小陈赶紧扶她起来，要带她回去处理伤口，她却摆了摆手，从包里拿出纸巾擦了擦，又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没事，继续走，别耽误时间。”
到了红星村，她先走进田间地头。四月正是采茶的季节，茶农们背着竹篓在茶丛里忙碌。
她蹲在田埂上，跟正在采茶的老张聊了起来：“张叔，您这茶叶一天能采多少斤？”“烘干的时候温度怎么控制啊？”“往年这些茶叶都卖给谁，价格怎么样？” 老张一开始还敷衍着回答，可看着她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看着她不顾手上的伤口、伸手去摸茶叶的认真模样，慢慢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销路不畅的烦恼 —— 收购商总压价，好茶叶卖不上好价钱，家里的孩子学费都快凑不齐了。
沈清姿一边听，一边把这些问题记下来，还跟老张约好，下次带农业局的专家来看看茶叶的品质。
后来，她又踏入了村里的低矮校舍。教室的玻璃窗破了一块，用塑料纸糊着，风一吹就哗啦响。
屋里没有暖气，孩子们冻得缩着脖子，攥着铅笔的小手通红，却还是睁着渴望知识的眼睛，认真听老师讲课。她看到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搓手，就把自己包里的暖手宝递了过去，还蹲下来问他：“冷不冷？有没有厚衣服穿？” 小男孩怯生生地摇头，她心里一酸，默默记下了校舍需要修补、孩子们需要冬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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