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中的首都国际机场如同巨大的玻璃蜂巢，电子屏上流淌着航班代码的河流。玫瑰的手指死死绞着我羊绒大衣的腰带，仿佛这是锚定现实的最后缆绳。
“只是去签几份文件……”我抚过她后颈，薄汗沾湿掌心，“过几天就回来。”
她仰起脸，今天特意涂了我喜欢的斩男色口红，此刻却被咬出斑驳的齿痕：“十小时时差够你忘记浦东机场Wi-Fi密码了。”故作轻松的语气像绷紧的琴弦，在登机广播响起时骤然断裂。
我突然被她推抵在值机岛的立柱上，行李箱翻倒发出闷响。她踮脚咬住我下唇，血腥味在齿间弥漫——这是比眼泪更锋利的道别。
尾音消散在舱门闭合的轰鸣里。三万英尺之下，有座城市正在晨雾中慢慢凝固成她掌心的纹路。
我正站在纪念教堂的拱廊下拨通视频电话。玫瑰的脸出现在屏幕里，背景是我们卧室的暖光，她耳垂上还戴着那对被我吐槽过像螺丝钉的几何耳钉。
到啦？她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手指无意识卷着睡裙肩带，你那边天还亮着...
刚落地就给你打电话了。刚离别总是那么的想念，放下电话。
阳光像融化的金子，泼洒在斯坦福大学无边无际的沙色拱廊与红瓦屋顶上。空气里弥漫着桉树清冽的香气，还有草坪刚修剪过的青涩味道。
我的同学亚历克斯——一个顶着一头乱糟糟金发，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计算机天才，踩着人字拖，懒洋洋地穿梭在校园里。
“简直像场梦，不是吗？” 亚历克斯用力伸了个懒腰，指着不远处胡佛塔的尖顶，“还记得三年前，我们俩在胡佛塔下面，一边啃三明治一边争论比特币是不是庞氏骗局？”
我笑了，记忆瞬间鲜活起来。我们沿着着名的“黄砖路”漫步，路边是高大的棕榈树和奔跑的滑板少年。
“看那儿！” 亚历克斯突然兴奋地拉住我，指向特曼工程学院楼外的一面墙，上面布满了色彩斑斓的涂鸦和签名，“我们的大作还在！”
那是我们大二时，在一次疯狂的期末项目成功后，半夜偷偷溜出来留下的“印记”。亚历克斯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机器人，我则在旁边用中文写了一句 “代码改变世界” 。如今，这句略显稚嫩的豪言壮语被更多后来者的涂鸦包围，却依然清晰，见证着我们曾经的热血与天真。
当年你说要改变世界。亚历克斯笑着指向远处的创业车库，现在车库墙上还留着你的血型——你撞破头那次...
晚风送来桉树的气息，以前的苏哲和此刻的我在时空里重叠。那些在黄砖路上踩滑板摔碎的眼镜，在格林图书馆通宵时喝的廉价咖啡，在创业车库与伙伴争吵到凌晨的夜晚——原来都化作养料，滋养出如今站在资本金字塔尖的我们。
我们走到主四方院，在纪念教堂前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游客和学生们在罗丹的“加莱义民”雕塑前拍照。阳光透过拱廊，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我们沿着黄砖路漫步，路过我当年涂鸦过数学公式的长椅——那串证明黎曼猜想的草稿早被雨水冲走。
当圣塔克鲁兹山脉吞没最后一线光，我拍下点灯的纪念教堂发给玫瑰。
“说真的，兄弟，” 亚历克斯收起嬉笑，语气难得认真，“你确定要回国？不留下来？我们那个AI医疗影像的项目，风投很感兴趣……”
我看着草地上几只悠闲的松鼠，点了点头。远处，胡佛研究所的旗帜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我的思绪似乎也飘回了太平洋彼岸，那里有另一种牵挂在等我。
“国内有我必须回去的理由。” 我没有细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但我们的项目，我不会放弃。隔着太平洋，我们照样可以改变世界。”
暮色中，我们站在椭圆草坪边缘，看喷泉边奔跑的年轻学子如同跃动的光点。
亚历克斯耸耸肩，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好吧，未来的巨头。不过在你改变世界之前，我们是不是该去‘荷兰人’酒吧再来一杯？为了我们逝去的青春，和即将被我们搅得天翻地覆的未来！”
我们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草屑，再次融入阳光和年轻的人群中。23岁的我们，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手中握着看似无限的可能。脚下的这条路，仿佛能一直延伸到灿烂的天际，通往那个我们坚信可以由自己亲手塑造的未来。空气中充满了离别的淡淡伤感，但更多的，是跃跃欲试的兴奋，和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酒吧里弥漫着威士忌与狂欢的气息，我站在摇晃的木桌上，吉他弦在指尖震动，吼出那首我们在斯坦福草地上写了整整三个通宵的《硅谷悖论》。台下金发碧眼的同学们举着啤酒泡沫四溅的科罗娜，随着节奏拍打桌沿，仿佛我们还是三年前那支叫做“量子科学”的烂乐队。
洛杉矶来的安娜踩着高跟鞋跳上沙发，她脖颈后的子弹在霓虹灯下泛着紫光——那是我以前生日时陪她去纹的。中国留学生小林用筷子敲击威士忌酒杯，发出清脆的像风铃的声响，他总说这让他想起江南老家的檐角。而迈克，这个来自德州的壮汉，正用他布满机械油渍的手举着手机录像，镜头晃过我们当年在实验室偷来的那块写着“禁止摇滚”的示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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