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白石晴子，在东京都丰岛区一家名叫“静眠堂”的葬仪社工作，职位是纳棺师——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入殓师。今年是我入行的第七年。
人们总说这行需要胆量，其实更需要的是敬畏。每一具遗体都是一个人生故事的终章，我的工作就是让这终章显得安详，让活着的人能好好说再见。我习惯在开始前对着遗体轻声说一句：“失礼了！！”，仿佛他们还能听见。
今晚的值班电话在十一点三十七分响起，比平日晚了近两个小时。来电显示是“吉田病院”，一家位于池袋的小型私立医院。
“白石君，非常抱歉这么晚打扰。”电话那头是医院事务局的佐藤先生，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不寻常的急促，“有一位需要紧急处理……情况比较特殊。家属希望在天亮前完成纳棺，直接火葬。”
“交通事故？”我一边记录一边问。深夜的紧急委托大多是这类。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不完全是。是坠楼。从公寓七层……现场情况不太理想。遗体已经运到医院地下室的临时安置间。家属特别要求，希望修复得……尽可能完整。”
我明白了。“不太理想”在这种语境下通常意味着遗体损伤严重。家属的“特别要求”往往意味着加急费和额外的技术难度费。
“我四十分钟后到。”我挂断电话，开始准备工具。
我的工具包是特制的，黑色皮革，分三层。上层是基础清洁用品：棉球、纱布、医用酒精、防腐注射器。中层是修复工具：特殊蜡料、肤色调和剂、缝合针线、小镊子、剪刀。下层是妆容用品：粉底、腮红、眼影、唇膏——全部选用防水防脱妆的特殊类型，色号比普通化妆品灰暗两度，以适应遗体苍白的肤色。
出门前，我看了眼墙上挂着的日历。今天是三月十一日，东日本大地震的纪念日。不知为何，心里掠过一丝莫名的不安。
东京的深夜地铁空空荡荡，只有零星几个醉汉和加班族。我在池袋站下车，从西口出来，穿过霓虹渐熄的歌舞伎町边缘。吉田病院就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三层楼的建筑在夜色中像一块沉默的灰色墓碑。
佐藤先生已经在门口等候。他是个五十岁出头、头发稀疏的男人，此刻脸色在走廊荧光灯下显得蜡黄。
“白石さん，这边请。”他引我走向电梯，按下B1键。电梯下行时发出老旧的呻吟声。“有些情况需要先说明……死者是女性，二十四岁，名叫小林美咲。是从公寓阳台坠落的，但……”
“但是？”
“但警方初步判断，可能不是意外。”佐藤的声音几乎耳语，“阳台栏杆上有挣扎痕迹，室内也有打斗迹象。不过家属坚持是意外，要求尽快火化。”
电梯门开了，地下室的空气冷了好几度，混杂着消毒水和某种隐约的甜腥味。走廊尽头有一扇厚重的金属门，门牌上写着“安置室”。
“家属呢？”我问。
“在楼上休息室。他们不想……下来看修复过程。”佐藤递给我一张单子，“这是家属的特别要求清单。”
我接过来看：
1. 左脸颧骨部位的缺损必须完全修复
2. 颈部可见的淤痕要遮盖
3. 右手握着的物品请勿取出
4. 请为她化上红唇妆
前三条还算正常，第四条有些奇怪——年轻女性的遗容妆通常以自然为主，很少会特别要求鲜艳的红唇。但我见过更奇怪的要求：有人要求给父亲化上艺伎妆，因为那是他生前的癖好；有人要求给母亲戴上假发和墨镜，因为不想让来吊唁的人看到她化疗后秃头的模样。死亡会暴露出人最隐秘的一面。
“我明白了。”我把清单折好放进口袋，“那么，请给我两小时。”
佐藤点点头，用钥匙打开安置室的门。“我在楼上，完成后请打电话。”
门在我身后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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