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时许，他骑车来到硚口区长堤街938号附近，看见一个男的。这人叫卓江红，三十一岁，是武汉市古风机场的工人。
可不是老头了，是个正值壮年的汉子。但此时的张明高已毫不在乎，他不再专挑女人或老人下手，如今是真正的随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无所谓了。他觉得都差不多，一枪下去都得趴下。
张明高从他右侧经过时，掏枪对准脑袋便是一下。这一枪打在卓江红右脸上，只打伤，没打死。张明高打完就走——他的枪只能打一发，不走等着挨抓？他的风格从来都是一枪之后，不管死活，赶紧跑为上策。
至此，张明高共作案九起，五死四伤。通过这九次作案，胆量和手法已不是问题，算是练出来了。
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没钱。他想把仇人全部杀光，没钱万万不行。
他并非那种放手一搏玩命的人，不像蒋黎明、冯万海那般干完就开枪自杀，他根本不想死。所以必须搞钱，没钱寸步难行，办不了大事，只能小打小闹。
加之连续作案，他也知道警方追查得紧——虽不知具体怎么查，却也觉出风声紧张。
其实警方根据现场弹药，已追查到他就近购买火药的武胜路渔猎商店，也推断案犯肯定做过车工，但这范围太大，无法锁定具体目标。这些案子在当时便没破。
可张明高不知道这些，他只考虑安全和尽快弄钱的事。于是他决定：先不杀人了，改为偷。
随后他联系了一个人，名叫陈继贤。
此人的具体情况不详，在张明高的案子里只是个小配角，不甚重要。可能是他同学或发小，两人具体怎么联系上的也不清楚。
只知道这俩小子在1988年10月3日晚，撬开了武汉市烟草公司汉口批发部的仓库，弄走价值八千三百余元的香烟和几百块现金。
香烟怎么处理的也不清楚——反正是整走了这么多，卖给谁了也不知道。他俩不可能全抽了，肯定是卖了，但官方未报具体情况。
半年后，1989年4月28日晚，他俩又撬开武汉市长虹袜子厂的财务室，偷了些现金和国库券。具体多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多。
这么说吧，也就是暂时弄了点过河钱。
随后张明高开始重新考虑枪的问题。他觉得土铳威力尚可，打人也没问题，关键是换子弹太麻烦，只能打一发。
再要换弹药，得往里塞火药，还得用蜡封口，费老劲了。况且这东西无法一锤定音——你一枪不一定打死人。
就算枪法精准，一枪能打死，可若去报仇时人家屋里人多怎么办？你只能打一发，人家群起而攻之呢？
再者万一被警察追捕，这一枪打完，剩下的就不如烧火棍了，连砖头都不如。
他琢磨着，必须有正规手枪，那玩意儿能连发好几下。可凭他目前的技术和能力，造不出正规枪支。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抢，或者偷。张四维和王成言选择去抢，而张明高选择去偷——偷的风险小。
去哪儿偷？他的选择是直接去派出所。派出所里肯定有枪。
胆就这么肥。
既然要搞正规手枪，手里的土铳留着便没什么意义了。况且杀了那么多人，一旦被人发现家里有这种玩意儿，事情很容易败露。
那东西放哪儿都不安全，只有扔了才最安全。
1989年9月的一天，他让自己家里人——具体是谁不清楚，估计是他弟弟——用大包装上那些土铳零件，晚上扔到了银河大道汉水大堤的江里。
张明高事后向警方交代时有一个条件：保全家人。他犯的案子，一个不落全部招供，但不能连累家人。
所以是谁去扔的，官方未公布，可能也就那么地了——也不是什么大罪，再说那人也不知道他哥用这枪杀过人不是。
这里要说明一下：他把枪零件扔了之后，10月13日那天，有个中学生到附近江里游泳，发现了这个包。
拿回家后，家人打开一看是自制土枪零件，便交给了警察。但很可惜，并未获得其他线索。
张明高扔了零件之后，把心一横：反正这辈子注定不走寻常路了，继续上班也没意义。干脆办了停薪留职。
他跟同事和家里人说，自己要下海经商赚大钱，工作不干了。就用这个理由，实则他已下定决心：弄到正规手枪之后，靠抢劫获得生活来源。这便是他的打算。
经过多次踩点观察，1989年12月10日凌晨三时，张明高穿一身黑色衣服，脚蹬球鞋，戴着手套出发了。
他先来到江边，从沙堆里抓了几把沙子装进口袋。这是为何？难道怕半夜偷东西饿了充饥？当然不是。
这是为了遇到紧急情况时，从兜里掏把沙子撒向对方眼睛，便可趁机逃跑。此时他手里没枪也没武器，便备了两挎兜沙子。
随后他从汉正街穿过一条小巷，来到武汉市水上公安局鲍家巷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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