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两浙的商贾拿着盖有商廉司朱印的契书散去。
这金陵城看似风平浪静，那交错纵横的江南水网却已暗流汹涌。
商贾逐利，素来雷厉风行。
朝廷的政令若要依靠各级官衙一层层推行，少不得公文往返、推诿扯皮。
然则这等以盐茶暴利为饵的买卖，根本无需督促。
那些在水云间签了字押了手印的商会头目，退出门槛便开始调集船帮、抽调现银、大肆收购市面上的陈粮新谷。
这种调动，远比朝廷征发徭役来得迅猛高效。
商人自有相熟的船户，有经验老到的艄公，更懂得如何防潮防霉、规划水路。
他们为了换取那一纸能带来数倍利润的盐引，定会绞尽脑汁降低沿途损耗，用最快的速度将粮食运抵湖广交割地。
对于大明朝廷而言，付出的是一堆印着朱砂大印的盐票茶引，以及未来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西南商路特许权，换来的却是三十万大军实打实的军粮。
这是一场空手套白狼的国粹，更是皇权与商贾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
这笔账，奉天殿里的朱元璋算得比谁都清楚。
御案上摆着商廉司递上来的条陈，上面只有一行行干瘪的数字。
预计几时起运，几时交割，耗费盐引几何。
朱元璋端坐在龙椅上，目光扫过这些数字，非但没有因商廉司大权独揽而生出半点猜忌，脸庞上反而露出了极为舒展的神色。
帝王心术，历来多疑。
朱元璋诛杀功臣，废黜丞相，皆因那些人触碰了皇权的底线，试图在官僚体系中结党营私，架空天子。
反观徐景曜，此人行事，偏偏避开了所有的官场大忌。
他不结交文臣，不蓄养死士，连国公府的门第都刻意与那些骄兵悍将保持距离。
他手里的商廉司，看似日进斗金，实则全依仗皇权的赋予。
没有朱元璋的默许，那些商贾根本不会正眼看徐景曜。
更为关键的是，徐景曜把所有的私心都摆在明面上。
是以，朱元璋对徐景曜，已然毫无疑心。
这种信任并非出于功臣之后的荫蔽，而是建立在政治逻辑与利益捆绑之上。
徐家与燕王府联姻，徐景曜本人又深受太子朱标信赖。
徐景曜的利益，早已与大明皇室的利益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
他图谋商贾之利，是为了给大军筹粮，他改良制度，是为了稳固大明江山。
朱元璋合上条陈，提笔批了准行二字。
粮草既定，这南征大军也终于到了定帅的环节。
平定云南，并非寻常剿匪。
前元残余势力据守云贵高原，那里山川险恶，瘴气弥漫，蛮夷土司各怀鬼胎。
想要在这种绝地打赢一场灭国战，非得有经天纬地之才与破釜沉舟之勇不可。
主帅定为颍川侯傅友德。
此人并非淮西旧将，而是降将出身。
正因是降将，他比任何人都渴望用实打实的军功来稳固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
傅友德用兵，极重法度，稳扎稳打，绝不冒进。
西南地形复杂，大军深入不毛，最忌讳的便是贪功冒进导致的全军覆没。
傅友德的稳，便是这三十万大军的定海神针。
先锋印交给了永昌侯蓝玉。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太子妃的舅父，属于绝对的东宫嫡系。
此人性格桀骜，胆大包天，用兵极具攻击性，善长途奔袭与奇袭。
云南山高路险，若是只是一味求稳，必然陷入持久的消耗战。
必须有人去撕裂敌人的防线，去摧毁敌人的意志。
蓝玉，便是这把刀。
而作为后继镇守之选的，是西平侯沐英。
沐英是朱元璋与马皇后抚养长大的义子，对大明忠心耿耿，无可挑剔。
他不仅骁勇善战，更兼具抚绥地方的政治手腕。
打下云南只是第一步，如何在那种多民族聚居、文化迥异的边疆重地建立长久的统治，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一主、一锋、一镇的铁三角阵型，堪称大明初年最豪华的武将班底。
他们彼此之间既有互补，又有制衡。
这种人事安排，绝非偶然，而是朱元璋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推演，在武英殿的烛火下敲定的国策。
前方将士摩拳擦掌，后方商廉司却是另一番兵荒马乱的景象。
徐景曜并未因自己的筹谋得到皇帝认可而沾沾自喜。
恰恰相反，当真正开始运转时，他才深刻体会到，纸上谈兵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怎样难以逾越的鸿沟。
商廉司的签押房内，账册堆叠如山。
各方汇总而来的数据，如同乱麻一般缠绕在一起。
徐景曜坐在案后，看着陈修递上来的水路转运堪合，眉头紧锁。
他知道明初平滇之战的结果，他知道开中法的历史走向，他甚至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但他不懂一艘两千料的沙船在逆水行舟时每日需要消耗多少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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