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地的初夏，来得迅猛而黏稠。
刚进五月，那股子盘踞在山谷洼地、经月不散的潮润寒气，便仿佛一夜之间被某种无形之火蒸腾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裹挟着草木疯长气息的闷热。太阳不再像春日那般温吞，而是白晃晃地悬在越发澄澈少云的天空上，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刚刚从战火与春雨中喘息过来的大地。僰溪（璧南河）的水位降了些，流速却因上游雪山融水而更显湍急，水色依旧浑黄，拍打着两岸新砌的护堤石堰，哗响昼夜不息。
道路两旁，不久前还只是嫩绿初绽的林木，如今已是蓊蓊郁郁，浓荫如盖。楠竹、香樟、麻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蕨类与藤蔓，拼命舒展着枝叶，争夺着阳光与空间，林间弥漫着植物汁液和腐殖质混合的、近乎辛辣的旺盛气息。稻田里的秧苗已转成深绿，开始分蘖，田埂上豆黍之类的杂粮也蹿得老高。若单看这漫山遍野、几乎要流淌出来的绿意，几乎要让人忘记去岁今春此地曾经历过何等酷烈的厮杀。
然而，在这片被强行催发的、近乎狂暴的生机之下，征服的痕迹与崭新的秩序，正如同这初夏闷热无风的气候一般，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角落，压在每一个生活于此的人的心头。
姬屯率领着已略显臃肿的鲁武卒队伍，继续沿着僰溪河谷向北，朝预定的会师与交割地点——合川要塞行进。
与南下参战时相比，这支队伍发生了显着而微妙的变化。人数非但没有因战损而减少，反而膨胀了许多。除了原有的近四万鲁军将士，队伍后面，还跟随着一支越来越庞大的、成分复杂的“尾巴”。
那是在北上途中，从沿途山林、废弃寨堡、甚至是一些刚刚臣服不久的巴人小头领那里，陆续汇集而来的巴军残部。他们多则数百，少则数十，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许多人身上带着未经妥善处理的旧伤，手中的武器也残破不堪。他们沉默地跟在鲁军大队后面一段距离外，既不靠近，也不远离，眼神里交织着茫然、疲惫、以及一种认命般的木然。带队投靠的，有时是些低阶军官，有时干脆就是些年长或有威望的老兵。他们用生硬的雅言或通过通译，向鲁军前哨表达的意思大抵相同：仗打完了，头领死了或跑了，寨子破了，家没了，听说鲁军不杀降，还管饭，愿意跟着走，去南阳也好，去哪儿也罢，只求一条活路。
起初，姬屯对此颇感棘手。收纳降卒，尤其是异国的降卒，历来是敏感事，易生变乱，也容易给韩方留下口实。他严令部下保持警惕，将这些投靠者单独编队，派兵监视，供给仅维持不饿死的粗粝饮食。但很快他发现，这些巴人残兵，似乎真的已无任何战意与组织。他们大多来自巴国东部、北部山区的小部族或地方戍守部队，在巴军主力于江津-江州一线崩溃后，便失去了指挥和补给，散落山林，饱受饥馑、疫病和韩军清剿小队的三重折磨。鲁军相对“温和”的名声（主要得益于姬屯在江津城下的约束和与韩军抢掠行径的对比），以及那一条“活路”的渺茫希望，成了他们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这样的队伍越来越多，当姬屯所部抵达距离合川尚有百余里的一个山谷营地时，跟随的巴人降众已超过五千。管理压力陡增，粮秣消耗也让他这位实际上的统帅暗暗皱眉。他不得不派出更多斥候，加快与合川及后方韩军、鲁军统帅部的联络。
沿途所见，也印证着这些巴人残兵为何选择离开故土。曾经巴人聚居的河谷村寨，如今十室九空。偶有炊烟，也多是新迁入的韩地移民或军屯户。巴人要么早已随败军遁入更深的山林，要么被作为战利品掳走，少数留下的老弱，也瑟缩在村庄边缘，耕种着最贫瘠的土地，向新来的庄园主或官府缴纳沉重的租赋。道路上，韩军的小股巡逻队和传递文书的驿骑往来频繁；在几处地势紧要的隘口，可以看到穿着崭新号衣、正在修筑永久性堡寨的“庄园”或“军屯”的民兵，他们驱使着大量俘虏和征发来的民夫，伐木采石，干得热火朝天。一种迥异于巴人松散部族联盟的、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统治网络，正在这片湿热山林中迅速编织、收紧。
姬屯骑在马上，望着这一切，心中那份离开壁山时的寒意愈发清晰。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这是一整套社会结构的彻底置换。韩国的变法，不仅仅锻造了锋利的刀剑和高效的农具，更锤炼出了一套能将军事胜利迅速转化为持久统治的精密技术——郡县制与军屯制结合，移民实边与旧族瓦解同步，功勋赏田与中央直辖卫所并行。邓伯玉家族的遭遇，不过是这套技术应用于功臣阶层的一个缩影；而眼前这些失魂落魄的巴人降卒，以及那些在皮鞭下修筑堡垒的同族，则是这套技术应用于被征服者的普遍写照。
“将军，前面就是合川地界了。斥候回报，合川要塞……似乎情况有异。”一名前军司马策马从前奔回，向姬屯禀报，打断了他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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