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七月中旬，辽东全境尘埃落定，残敌肃清，秩序已然稳固。
卢方舟将刘文秀及其麾下惯于机动作战的漠北骑兵留驻盛京，委以镇守辽东、清剿残余匪患、督导军屯民屯与移民安置的重任，确保这片刚收复的土地根基扎实。
随后，他亲率李定国、曹变蛟、赵德海、黄大柱等人率着主力，押解着黄台吉、豪格、代善等一众满清俘虏，浩浩荡荡启程南返。
但大军旌旗所向，并非是宣府，而是东边，鸭绿江对岸的朝鲜。
此事早有筹谋。
早在刚结束了第二次松锦大战之际，卢方舟便通过靖安司的密探，得知了侯利斌率部跨海奇袭朝鲜、颠覆李氏王朝的消息。
彼时他便敏锐察觉到，此事既有非凡的战略意义，但也潜藏着不小的变数。
侯利斌麾下皆是大明边军旧部，漂泊海外、自成一派，若不能妥善收服，恐将成为大明东陲的另一重隐患。
而朝鲜作为中原王朝的传统藩属，此番被侯利斌掌控，正是将其彻底纳入大明版图、稳固东疆的绝佳时机。
当即，卢方舟便以“镇国公、总摄天下军政事”的名义，向远在朝鲜的侯利斌发出第一道文书。
文书之中，他将侯利斌跨海击朝的行为，定性为“不忘故国、愤懑助逆、扬威域外、为大明开疆拓土之壮举”。
大力褒扬其部众的忠勇无畏，承诺待其归附后，朝廷必将“论功行赏，重用贤能”，绝不亏待一众边军弟兄。
同时也敦促其“深明大义，携朝鲜舆图、民册尽数归附，使东藩重归王化，与本公共襄重整山河之盛举”。
……
这封文书由靖安司快马星夜递送，不出数日便抵达朝鲜汉城，摆在了侯利斌面前。
这位昔日的大明援辽参将，如今的朝鲜实际掌控者，正端坐于原本属于朝鲜国王的龙椅之上，看着文书上遒劲有力的字迹，脸色阴晴不定，眼底翻涌着复杂难平的情绪。
殿下两侧，肃立着他从皮岛带出来的核心将领。
有与他一同在塔山城下心灰意冷、被迫漂泊海上的老兄弟，有之前吴三桂降清时，拼死杀出重围、宁死不肯剃发易服的关宁悍卒，也有后来陆续投靠的辽民首领，以及少量见风使舵的朝鲜归附者。
“镇国公……”
侯利斌沉吟着将文书放于案上，示意左右传看，声音里裹着几分难以言说的复杂：
“松锦大败，朝廷对我们这些边军见死不救，塔山城下，佟翰邦紧闭城门，不肯放我们入城避难。
若非走投无路，漂泊海上，苟延残喘，焉有今日的立足之地？如今倒好，这位卢公爷眼看要平定辽东、登上大宝了，便想起我们这些‘孤臣孽子’，一封文书就要召我们回去？”
话音刚落，一名满脸刀疤、左臂缺了半截的关宁军旧部便愤然出列，声如洪钟，满是怨怼：
“将军说得对！朝廷何曾真正信过我们边军？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便唤我们为‘忠勇之士’，视作鹰犬驱使。
用不着我们的时候，便弃如敝履，任我们自生自灭！当年毛帅镇守皮岛，屡立奇功，何等劳苦功高？可袁崇焕说杀就杀，连一句辩解的余地都没有！
哼！如今我们好不容易在朝鲜打下一片基业，兄弟们也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凭什么他卢方舟一句话，我们就要拱手让出，乖乖回去？
回去之后，谁能保证我们不会成为第二个毛帅，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这番话字字诛心，戳中了在场许多人的痛处，不少将领纷纷点头附和，眼底满是戒备与愤懑。
但此时，另一位老成持重的皮岛系将领却眉头紧锁，上前一步，语气忧虑地劝道：
“可是将军，我们也不得不深思。卢公爷刚刚在松锦大破黄台吉主力，接下去踏平盛京，覆灭满清，是板上钉钉的事，他麾下雄兵数十万，猛将如云，绝非我们所能抗衡。
我们占据朝鲜，名不正言不顺，既无朝廷册封，又未得到天下认可，若执意不归附，恐为卢公爷所不容啊。
万一他震怒之下，派大军压境，我们区区一两万兵力，即便据守险要，又能支撑多久？”
“怕什么！”
侯利斌的心腹悍将，也是当年一同逃到皮岛的老弟兄猛地拍案而起，语气激昂：
“朝鲜虽不及辽东富庶广阔，但山川险峻，江河纵横，我们手握一两万能战之兵，又熟悉地形，据守鸭绿江、汉江等天险，足以与明军一战！
卢方舟刚经历辽东大战，兵马疲惫，粮草转运艰难，朝鲜路途遥远，他未必就敢真的对我们动手！
况且，他志在争夺天下，江南未定，中原也混乱不堪，岂会愿意在朝鲜这弹丸之地耗费兵力、拖延时日？
只要我们守住天险，摆明决心，他或许会转而对我们招抚，许我们世代镇守朝鲜，如唐朝藩镇一般，听调不听宣，做个实实在在的‘朝鲜王’，岂不比回去受他牵制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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