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名警察押着走进审讯室时，我还在下意识地蹭手腕上的红印——那是手铐勒出来的，边缘泛着青紫，碰一下就疼。房间比我想象中更小，正中央摆着一张冷硬的金属桌子，两把深棕色的硬木椅子分放在两端，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白色标语，字迹鲜红，在头顶惨白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我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贴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像一道甩不掉的疤。
“坐吧。”对面的警察开口了，他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眼神很平静，没有我预想中的严厉。他伸手推过来一杯温水，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先喝点水，我们慢慢聊。”
我没有接那杯水，手指悄悄往桌下缩了缩，指尖抠着裤子上磨破的洞。他也不勉强，把水杯往我这边又推了推，然后翻开桌上的档案夹，纸张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细小的虫子在爬。“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的声音很稳，没有起伏。
“李军。”我盯着桌角的一道划痕，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几分刻意装出来的茫然，“我……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这话我说得有气无力，却在心里反复默念——只要我不承认，他们就没有办法。
他轻轻“嗯”了一声，像是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下一秒，他从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纸，平铺在我面前——那是我的劳教档案，上面贴着我十年前的照片，头发乱糟糟的，嘴角还留着打架时的伤疤，“2001年，你因为盗窃被劳教两年，对吧？当时你在城郊的五金厂打工，偷了仓库里的铜丝，卖给了废品站。”
我的手指猛地攥紧，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疼得我后背瞬间冒出汗来。那段日子是我最不愿提起的噩梦——在劳教所里，我被比我壮的人抢饭吃，晚上睡觉被踹到地上，只能缩在墙角发抖。我咬着牙，把脸埋得更低，声音闷在喉咙里：“我不知道……你们认错人了。”
“我们没有认错人。”他把档案翻到下一页，拿出一张塑封的照片，推到我面前，“这是厂区后巷铁门的特写，看到这个红圈标出来的地方了吗？这是一枚指纹，我们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经过三次比对，和你的指纹完全一致。”
照片上的指纹清晰得可怕，纹路像一条条细小的蛇，缠着我的眼睛。我像被针扎了一样猛地抬起头，手拍在桌子上，杯子里的水晃出几滴，溅在档案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不是我的！”我大喊起来，声音嘶哑，“你们伪造证据！我根本没去过那个地方！”
旁边的警察立刻按住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我动弹不得，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服传过来，却让我觉得更冷。对面的警察依旧很冷静，他把照片收回去，指尖在档案上轻轻敲着，节奏缓慢，却像敲在我的心上：“我们不会伪造证据，所有的勘查、比对流程都符合司法规定，有完整的记录。你现在不承认没关系，但证据会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用沉默和谎言抵抗。他们问我那辆红色摩的的来历，我说“是在路边捡的，不知道上面有什么痕迹”；问我院子里老槐树下挖出的碎花围巾，我说“是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东西，没见过什么刘梅”；他们追问案件的具体细节，我就故意岔开话题，喊着“我要吃饭”“我要睡觉”“我要见律师”，想着只要拖下去，他们总会因为证据不足放我走。可每次看到他们拿出新的物证——沾着黑灰的斧头、煤炉里提取的衣物灰烬、摩的座位下的微量血迹，我心里的慌意就多一分，像有只虫子在慢慢啃咬我的神经，夜里在牢房里躺着，总觉得耳边有脚步声，一睁眼却只有冰冷的铁栏杆。
直到那天，对面的警察换了策略。他没有再拿那些冷冰冰的证据，而是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照片，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铺在我面前。第一张是个蓝色的帆布包，上面印着“XX电子厂”的白色字样，边角磨得发白，带子上还缝着一块补丁；第二张是一张学生证，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高马尾，穿着白色的校服，嘴角翘着，笑着比出一个“耶”的手势，眉眼弯弯的，眼里有光；第三张是一张工牌，上面贴着个短发女人的照片，笑容很温和，名字栏里写着“周敏”，下面印着“质检部”三个字。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他的声音放得很轻，没有之前的严肃，手指轻轻点了点那张学生证，“她叫赵琳，是个大学生，放寒假回家，本来想给父母带点特产，结果再也没回去。她父亲因为这事突发脑溢血，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她母亲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她的学生证，总跟邻居说‘我女儿只是走丢了，她会回来的’。”他又指着那个帆布包：“这是刘梅的包，她在电子厂打工，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晚上十点才下班，就想攒点钱给弟弟交学费。她母亲现在还在找这个包，说这是女儿第一个月工资买的，舍不得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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