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崇文馆内，地龙烧得极旺，温暖如春。新任太子詹事，大儒徐文远正手捧一卷《春秋繁露》，为太子刘承业讲解“大一统”之精义。
十五岁的刘承业，身着一身月白色的太子常服，端坐于案前。他身形挺拔，面容继承了母亲钱皇后的清秀，眉宇间又带着父亲刘澈的几分沉静。他听得极为认真，修长的手指偶尔会在面前的宣纸上，用笔墨记下几句心得。他的字，如其人，温润而有风骨。
十年太平，早已将战争的记忆冲刷得模糊。对于在深宫与书斋中长大的刘承业而言，天下，便是书卷里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井然秩序，是《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图景，是关中平原上那阡陌纵横、炊烟袅袅的安稳人间。
他敬畏自己的父亲。那位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扫平六合，再造华夏的男人，在他心中，如神只一般。但同时，他又隐隐有些……不解，甚至是一丝疏离。
他从太傅和史官的口中，听过太多父亲当年的故事：奇袭代北，火烧王帐的狠辣；千里奔袭，直捣晋阳的疯狂；乃至为了推行新政，在扶风、蓝田掀起的那场毫不留情的血腥清洗。这些故事，与他所学的“仁者爱人”、“王道无功”的圣贤之道，格格不入。
他将这种不解，归结为创业与守成的不同。他想，父皇行的是开创基业的“霸道”，而自己将来要做的，是垂拱而治的“王道”。这便是他为自己，也为父亲找到的平衡。
直到那份来自漠北的、关于“契丹”的八百里加急军情，如一块巨石，投进了这片平静的湖面。
议政殿内的那场廷议，刘承业作为储君，有幸侍立在御座之侧旁听。
他听着骠骑大将军刘金那充满血性的请战，心中略感不适。在他看来，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轻言动兵，非社稷之福。
他又听着新任丞相陆北那“和亲安抚，以待国强”的稳妥之策，心中颇为认同。这符合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教诲。用时间换空间，徐徐图之，方是治国正道。
而当安西丞相赵致远，那个几乎被朝野神化、与父皇君臣相知宛如一人的年轻权臣，提出那套以“商战”为刃，以“分化”为基，以“实边”为盾的二十年大计时，刘承业的眼中，更是异彩连连。
这才是真正的王道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用经济、外交、文化的力量，润物无声地瓦解一个潜在的敌人。这计策之周密，布局之深远，让他这个自诩熟读经史的太子，都感到由衷的钦佩。他几乎以为，父皇会毫不犹豫地采纳。
然而，父皇却摇头了。
当刘澈站起身，说出那句“朕，等不了二十年”时，刘承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当父皇将那面赤金龙旗，狠狠插在“上京临潢府”的位置，宣告“五年平辽，御驾亲征”时，刘承业的内心，甚至涌起了一股荒谬之感。
疯了！父皇一定是疯了！
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将一个刚刚休养生息十年的帝国，再次拖入一场倾国之战的泥潭，将自己的万乘之尊，置于孤军深入的险境，这……这是何等的不智！何等的冒险！何等的……暴虐！
那一刻，他甚至对他所学的“圣君”之道，产生了怀疑。
廷议之后，他怀着满腹的困惑与不安，回到了东宫。他想去质问，却又没有勇气。他只能默默地，通过邸报和詹事府抄送的政令，观察着父皇这道“疯狂”的旨意，是如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掀起波澜。
然后，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发往关中各郡县的《应征赏格诏》。那上面，没有冰冷的“抽丁”二字，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却又精准无比的利益交换。“永业田加倍”、“三年免赋”、“入荣军坊”、“子弟入学”、“三代免役”……每一条，都准确地刺入了那些刚刚分到土地、过上好日子的农户心中最柔软、也最渴望的地方。他从地方官的奏报中读到，泾阳、渭南、扶风……无数的关中子弟，竟是“自愿应征”，他们在家人的泪水中，眼神决绝地走向了募兵之所。
刘承业第一次明白，父皇口中的“民心可用”，不是一句空话。这民心，是用最实在的土地和最长远的保障，一点一滴喂养出来的。喂饱了他们，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便愿意用性命来扞卫这一切。
他又看到了发往河南、河北的《抚慰安民诏》。那上面，不仅没有征发一兵一卒，反而“开仓放粮，赊贷种具”，以国家之力，反哺这两片刚刚从战火中挣扎出来、最为脆弱的土地。
刘承业读着汜水县令那封描绘百姓“初闻惊惧，继而不信，终至感恩叩首”的奏章时，心中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原以为父皇的“霸道”是无差别的碾压，此刻才发觉，那是一种何等精准的切割！对有能力承担代价的关中，许以重利，换其死力；对无力承受风雨的中原，施以仁恩，换其归心。这份刚柔并济的帝王心术，是任何书本都无法教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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