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态一：自发的民间起义与武装抗征——人民的怒吼
这是运动最直接、最广泛的表现形式。在布哈拉埃米尔国的边缘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部落聚居的乡村、山区和沙漠绿洲，长期饱受压迫的农民、牧民和手工业者，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拿起古老的猎枪、锋利的马刀、简陋的长矛甚至日常劳作的农具，自发地组织起来，袭击前来征调劳役的俄国官员、税吏和为他们效力的本地警察。他们拒绝提供名单，摧毁征调站，伏击小股俄军部队和哥萨克巡逻队。这些起义虽然缺乏统一的指挥、现代化的装备和清晰的政治纲领，但凭借对地形的极端熟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被逼入绝境的勇气，给俄国殖民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有效地牵制了其本可用于欧洲前线的宝贵兵力。
· 形态二：埃米尔宫廷的权谋与投机——夹缝中的舞蹈
在布哈拉古城宏伟的阿尔克城堡那高墙深院内，年轻的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煎熬与抉择。他一方面深刻感受到俄国的军事威慑，深知公开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可能招致王位不保甚至亡国的灾难；另一方面，国内汹涌澎湃的民意、宗教阶层的压力，以及奥斯曼胜利带来的、摆脱保护国地位的巨大诱惑，又让他心潮澎湃。他的宫廷因此分裂为泾渭分明且激烈争斗的两派：
· 亲俄派（谨慎派/现实派）： 以部分接受过俄国教育、利益与殖民当局深度捆绑的大臣和贵族为首，他们主张坚决镇压起义，向俄国表忠心，以维持现有的权位和既得利益。他们警告埃米尔，任何冒险行为都将导致毁灭。
· 民族/独立派（投机派/理想派）： 以部分掌握传统军事力量（尽管落后）的部落贵族、心怀不满的旧官僚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为代表，他们暗中鼓动埃米尔利用此次千载良机，借助民愤，向俄国要求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秘密派遣使者与奥斯曼方面或独立的阿富汗埃米尔国联系，寻求外部支持和军事援助。
埃米尔本人则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摇摆于两派之间。他很可能采取一种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部分可控的反俄活动（尤其是针对征调的）的策略，以此作为与俄国谈判、要求放宽控制的筹码；同时，他又会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稳定的考虑，严厉镇压任何直接威胁其王位或可能引发俄国直接军事干预的过激行动和起义。这种首鼠两端、极其微妙的平衡策略，使得布哈拉的反俄运动呈现出更加复杂和矛盾的局面。
· 形态三：宗教精英的“圣战”号召——信仰的旗帜
布哈拉作为中亚伊斯兰教的诺尔（光明）和学术中心，其宗教权威的动向至关重要，也最具号召力。一些德高望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伊玛目、谢赫和苏菲派教长，开始在聚礼日（主麻日）的演讲中，不再闪烁其词，而是公开引用阿斯特拉罕的“奇迹”，将反抗俄国征调与保卫伊斯兰信仰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援引经训，宣称在异教徒的压迫下起身反抗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法尔德·基法亚）。这种强有力的宗教号召，为自发的经济和政治反抗运动披上了“圣战”的神圣外衣，赋予了其强大的精神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吸引了大量虔诚信徒的狂热参与。马德拉萨的学生（塔利布）——这些年轻、热血、受过基本宗教教育且易于动员的群体——也成为运动中思想最激进、行动最坚决的先锋力量之一。
· 形态四：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运作——未来的蓝图
与此同时，一批受过现代世俗教育、深受伏尔加鞑靼“扎吉德”（革新）运动和新奥斯曼思想影响的布哈拉本土知识分子、年轻商人和低级贵族（如后来在巴斯马奇运动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法伊祖拉·霍贾耶夫等人），也开始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机遇。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反俄，更是推翻旧秩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曙光。他们试图为分散、自发的起义提供政治纲领和组织框架，他们的宣传册上，书写着不仅是“驱逐俄国人”，还有“宪政”、“议会”、“教育现代化”、“废除封建特权”等诉求。他们秘密组建政治团体（如后来的“青年布哈拉人”），在夜间秘密聚会，印刷传单，试图将这场源于传统和宗教的愤怒，引导向建立“立宪布哈拉”或“独立的突厥斯坦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方向。他们与传统的宗教势力既有合作，也存在根本性的目标分歧。
四、 俄国的反应：铁腕镇压、政治分化与舆论操控
面对布哈拉乃至整个中亚瞬间燃起的熊熊烈火，沙俄殖民当局的反应是迅速、残酷且富有策略性的。
· 无情的军事镇压： 沙俄当局迅速从土耳其斯坦军区抽调包括哥萨克骑兵、步兵和炮兵在内的精锐部队，组成“讨伐队”，对起义地区进行残酷的“焦土扫荡”。村庄被系统性焚毁，以儆效尤；被俘的起义者及其疑似支持者被集体枪决或绞死；起义领袖被施以酷刑后公开处决，其头颅有时被悬挂在城门口示众。俄军凭借其马克沁机枪、野战炮和严明纪律的绝对优势，在正面战斗中无情地粉碎了缺乏统一指挥和现代武器的起义军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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