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一位名叫罗伯特·沃尔顿的中年美国人，以“太平洋贸易发展公司技术顾问”的身份，经香港飞抵广州，随后转机抵达大连。他身材高大，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提着一个看起来沉甸甸的黑色皮质公文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神锐利而审慎，言谈举止带着一种受过良好技术教育和商业训练的克制感。
李云龙按照既定方案，在机场举行了简短而低调的欢迎仪式。他本人穿着一身半新的中山装，努力收敛起平日的粗豪，用略显生硬的“官方式”热情接待了沃尔顿。陪同的除了老周和一名精选的、政治可靠且英语流利的年轻技术员（兼翻译）小陈，还有两位从外事部门临时借调、不苟言笑的工作人员。
考察行程严格限定在大连第一轻工业品出口加工总厂的服装分厂、罐头分厂以及中心质检室。厂区提前经过了清理，一些涉及敏感工序或设备的区域被临时遮挡或“恰好”安排检修。工人们被告知有“重要外宾”参观，要求保持正常作业状态，但严禁主动交谈或回答未经许可的问题。
第一天，在服装分厂的裁剪和缝制车间，沃尔顿看得非常仔细。他会在某台运转中的高速平缝机前驻足良久，观察工人的操作手法、线迹质量，甚至会拿起废弃的布头，检查针脚密度和断线情况。他询问了布料来源、缩水率控制、颜色牢度标准等细节，小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口径谨慎作答。
“你们对日本重机（Juki）的改造很有意思，”沃尔顿指着一台经过改装、加装了简易光电断线检测装置的缝纫机，用英语对李云龙说（通过小陈翻译），“这显示了实用主义的智慧。设备维护是如何进行的？有定期的预防性保养计划吗？”
李云龙看了老周一眼，老周接过话头，介绍了厂里以老师傅为核心的“片区包干维护制”，并拿出了一本手写的、画着各种符号的简易保养记录本。沃尔顿翻看了一下，点点头，没再追问。
在罐头分厂的实罐车间，沃尔顿对从瑞典引进的那条二手番茄酱灌装线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仔细观察了洗瓶、灌装、封口、巴氏杀菌的全过程，特别注意了温度控制仪表和封口机的状态。他甚至要求查看近三个月的部分产品批次检验记录。
“李部长，你们的卫生控制标准，是参照哪个体系？”沃尔顿问。
李云龙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问题有点超出预料。“我们主要根据轻工业部颁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生产经验，制定了自己的厂内控制点。”老周再次救场，拿出一份盖着厂章、条目清晰但纸张粗糙的《罐头生产关键工序卫生管理守则》。
沃尔顿仔细阅读了中英文对照的关键条款，指了指其中关于“封口紧密度每周抽检”和“杀菌锅温度记录”的条目：“这些记录，可以随机抽查几个批次吗？”
老周示意质检员取来几份对应的记录单。沃尔顿仔细核对了日期、数据、操作员和检验员签名，甚至用手持放大镜检查了签名笔迹的连贯性（以防临时伪造）。整个过程，他面无表情，但眼神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细节。
李云龙在旁边看着，后背微微出汗。他感觉不像是在接待商业伙伴，更像是在接受一场严苛的军事检阅，只不过检阅的不是队列和武器，而是车间、机器和记录本。这个沃尔顿，绝不仅仅是“技术顾问”。
当晚的接待宴会上，气氛稍微松弛。沃尔顿对中国菜表示赞赏，并谈了一些美国食品包装行业的趣闻。但酒过三巡，他看似随意地提道：“李部长，贵厂的生产组织能力和质量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中，是罕见的。不知道贵方在更复杂的……比如化工或机械产品的生产管理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体系？”
来了！李云龙心中警铃大作。他打了个哈哈，举起酒杯：“沃尔顿先生过奖了。咱们现在就是专心把衣服做好，把罐头封严实，让工人有活干，让国家能换回点需要的东西。化工厂、机械厂，那是别的兄弟单位的事，咱们可不敢瞎打听，也管不了那么宽。来，喝酒喝酒！”
他巧妙地将话题挡了回去，并用热情的酒桌文化掩盖了其中的机锋。沃尔顿微微一笑，不再深究，转而聊起了大连的海鲜。
第二天的考察在质检室和包装车间进行。沃尔顿对质检室的简陋设备（一些天平、培养箱、滴定管）不置可否，但对他们严格的人工检验流程（如罐头保温检验、服装每批抽检）再次表示了“专业上的认可”。在包装车间，他看到工人们正在将一批准备发往波兰的工装裤按照颜色、尺码分类，装入结实的瓦楞纸箱，箱外刷着清晰的英文唛头。他若有所思地说：“规范的包装和物流，是保证贸易顺畅的重要一环。看来贵方考虑得很周全。”
考察结束前，在厂部会议室，沃尔顿做了一次简短的“技术交流反馈”。他高度评价了工厂的“纪律性”和“对质量的专注”，并“基于观察”提出了几条非常具体的、专业性很强的建议：比如在缝纫车间引入更科学的照明以减少工人视觉疲劳；调整罐头杀菌曲线的某个参数以可能略微提升效率；甚至建议了一种成本更低的封箱胶带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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