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江面上漂着一层白。
阿祥蹲在码头三号泊位的缆桩后面，双手拢在袖子里，眼睛盯着不远处那艘刚靠岸的“松丸号”货轮。船身吃水线很深，甲板上堆着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的货物。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在跳板旁站岗，还有几个穿黑色制服的码头监工正在指挥苦力卸货。
他在这里蹲了三天了。
第一天是好奇。这船半夜进港，卸货都在后半夜，白天就停着不动。第二天是疑惑。苦力们从船上抬下来的木箱大小不一，有的需要四个人抬还显得吃力，箱子上却只印着“机械零件”的字样。
今天是第三天，他看出门道了。
那些木箱落地时的声音不对。
阿祥从小在码头混，听过各种货物落地的声音——粮食是闷响，瓷器是脆响，金属零件是哐当声。可这些箱子落地时，声音很沉，沉得像是里面灌了铅，而且箱子角先着地时，会有一种奇怪的“嗡”声。
就像……就像他去年在废品站捡到的那截炮管，敲上去的感觉。
他缩了缩脖子，把破棉袄的领子竖起来。初冬的江风很冷，吹得鼻尖发红。但他没动，继续盯着。
一个监工正在训斥苦力：“慢点！摔坏了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
这话有点奇怪。如果是普通机械零件，用得着这么金贵？
阿祥的目光移向船舷。他看到船尾有个小门开了，两个穿白大褂的人走出来，手里提着银色的箱子。那箱子不大，但两个人提得很小心，几乎是捧着走的。他们下了跳板，直接上了一辆等在岸边的黑色轿车。
车子发动时，阿祥看清了车牌——不是日本军方的，也不是伪政府的，而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白色牌照。
车子开走了。
阿祥又在原地蹲了半个小时，直到“松丸号”的货卸了大半，监工开始清点人数准备收工。他这才站起身，跺了跺冻麻的脚，沿着江堤往回走。
他没回工人棚户区，而是拐进了码头西边那片废弃的仓库区。
这里以前是英商洋行的堆场，战争爆发后洋行撤走，就荒废了。阿祥熟门熟路地钻过半塌的围墙，来到最里面那间还算完整的仓库。
推开门，里面已经有七八个孩子在等着了。
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才九岁，都是码头苦力的孩子，或者干脆就是像阿祥一样的孤儿。他们蹲在地上，围着一小堆炭火，火上架着个破铁罐，里面煮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杂粮粥。
“祥哥回来了！”一个缺门牙的孩子喊起来。
孩子们呼啦一下围上来。阿祥从怀里掏出两个冷馒头，掰碎了扔进铁罐里：“都吃点儿。”
“祥哥，今天看到啥了？”一个稍微大点的男孩问。他叫水生，父亲在码头搬运时被货物砸断了腿，现在全家靠他捡破烂糊口。
阿祥在火堆旁坐下，伸手烤了烤：“那艘‘松丸号’，有问题。”
他把三天观察到的细节一点一点说出来——半夜进港、严密看守、奇怪的卸货时间、箱子落地声不对、还有那两个白大褂和银色手提箱。
孩子们听得认真。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战略战术，但生在码头长在码头，对船的了解就像对自家手掌一样熟悉。
“那银色箱子，”一个瘦小的女孩忽然说，“我见过差不多的。”
阿祥看向她：“小铃铛，在哪儿见过？”
小铃铛的父亲在日资药厂当清洁工，她有时候会去送饭。“上个月，我去给我爹送棉袄，在药厂后门看见两个人提着那样的箱子进去。我多看了两眼，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就凶我，让我快滚。”
“药厂……”阿祥皱眉。
“还有，”水生补充道，“前天我在江边捡破烂，看见‘松丸号’的船底有水线痕。”
“什么意思？”
“就是它之前装过更重的东西，压得吃水线比现在深一指。”水生比划着，“后来卸掉一部分重货，吃水线才变浅的。但它进港时还是按重载吃水线进的，说明那批重货是在进港前就卸掉了。”
阿祥眼睛亮了。
这是重要信息。如果“松丸号”在进港前卸过货，那卸在哪儿了？卸的是什么？为什么不敢直接运进码头？
“祥哥，”一个孩子小声问，“咱们查这些干啥呀？又没工钱。”
阿祥看了看围在火堆旁的这些面孔。脏兮兮的小脸，破破烂烂的衣服，有些孩子脚上的草鞋已经磨得见了脚趾。他们都是这场战争中最微不足道的尘埃，随时可能被风吹散。
但他记得潘姐说过的话。
那天晚上，潘丽娟带他处理完“老歪”的事情后，在回城的路上对他说：“阿祥，你知道为什么咱们要冒险做这些事吗？”
阿祥当时摇头。
“因为如果我们不反抗，就会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潘丽娟的声音在夜色里很轻，但每个字都敲在他心上，“就像你，就像码头那些工人，就像成千上万中国人。日本人觉得我们可以随便欺负，汉奸觉得我们可以随便出卖。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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