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队将士们将分文不少的银钱货物交还到那几个商贩手中时，
几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扑通跪地，磕头不止，涕泪横流：
“王师！是真正的王师啊！小的……小的回去一定给诸位军爷立长生牌位！”
消息像长了翅膀，随着商贩们的脚步传遍边境州县。
“崇祯爷的新军，不一样了！”
“那是真仁义，救了人不算，连一个铜板都不贪！”
边境百姓看待官军的眼神，从过去的恐惧、厌恶，逐渐变成了好奇、信任，乃至亲近。
主动为军队提供水源、向导，甚至报告零星敌情的百姓，日渐增多。
军队的“耳目”，从未如此清明。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一次成功的剿匪之后。
部队端掉了一个盘踞山岭多年的匪窝，俘获了数十名衣衫褴褛的土匪。
按照大明军队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惯例，这些俘虏尤其是底层喽啰，多半是“筑京观”的材料，用以彰显军威，震慑不臣。
行刑前夜，军营里的气氛却有些异样。
教导官和士卒议事会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又分散到各什去讨论。
第二天，曹变蛟接到了联合呈请：请求对俘虏进行甄别。
曹变蛟皱着眉去找卢象升：“督师，这……合乎规矩吗？”
卢象升沉吟片刻，想起皇帝私下与他深谈时引用的那句古怪又深刻的话：“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他看向曹变蛟：“变蛟，陛下曾言，钢刀固然锋利，却斩不尽天下不平事，亦收服不了人心。试试看吧。”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审判”在军营中进行。
教导官和士卒代表们逐一审问，发现这数十人中，大半都是活不下去的贫苦农民，被土匪掳上山或是为了口饭吃才被迫入伙，平日里受尽匪首的欺压，根本没做过多少恶事。
最终，军令下达：只将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明正典刑。
其余被裹挟者，集中起来进行了一天的训话，教导官没有高高在上地斥责，而是痛陈匪患之害，讲述新军为何而战，并每人发给少量干粮路费，当场释放。
那些本以为必死无疑的农民，恍如隔世，走出军营时一步三回头，对着军营方向叩拜不已。
他们回到家乡，成了新军最忠实、最朴素的宣传员。
“崇祯爷的新军，讲道理，分好坏！”
“那是穷苦人的队伍，不滥杀！”
这些来自底层、带着劫后余生庆幸的话语，比任何官样文章都具有说服力。
民心，这虚无缥缈却又至关重要的事物，开始悄然向着大明朝廷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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