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
第七章 云中棠荫
隆庆四年的雁门关外，秋风吹散了最后一丝硝烟。范昌勒住战马，望着远处蒙古部落的炊烟袅袅升起——那是“隆庆议和”后的第一个秋天，互市的号角取代了厮杀的金鼓，边城的空气里终于有了久违的安宁。他已年过四十，铠甲下的脊背依旧挺直，只是鬓角的白发比当年在山海关兵书院时多了许多，掌心那块槐木牌碎片，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仿佛与他的骨血融为了一体。
从先锋营见习军师到中军参将，这十余年间，他与蒙古俺答汗的铁骑在长城内外周旋了百余次。槐木牌是他最隐秘的战友：夜袭前的灼烫预警，战机出现时的纹路发亮，甚至在某次被围困于山谷时，牌面指引的暗河方向，让全军得以绝处逢生。他献的“烧粮困敌策”逼退俺答汗主力，“互市诱敌计”瓦解其联盟，一步步从帐下幕僚成长为能左右战局的中军智囊，连总兵官都常说：“范军师的帐，是咱边关的定盘星。”
议和成功那天，军中论功行赏，范昌的名字排在前列，按功可擢升为副总兵，镇守蓟辽。可他捧着封赏文书，望着山海关的方向若有所思——那里有父亲范景的牵挂。
父亲寄来家书早已堆了半箱，范景的字迹从工整到颤抖，话里话外都是催促：“昌儿，你在军帐里熬白了头，该停下来歇歇了。周都司仙去前总说，你有经世之才，莫只困于刀光剑影。我已年过花甲，就盼着能看你成家立业，儿孙绕膝。”
范昌摩挲着信纸，想起周都司临终前的嘱托：“边关安定，终究要靠百姓安乐。你既能运筹军帐，必能治理一方。”他彻夜未眠，次日便上书朝廷，恳请以军功换地方实职，“愿往边城治民事，护互市安宁，不负将士用命，不负百姓盼安。”
朝廷准了。隆庆五年春，范昌卸甲换袍，带着父亲范景，奔赴大同府朔州任知州，兼大同府总兵参事——既管地方民政，又协理边军防务，恰能发挥他文武兼备的长处。
朔州地处大同府南端，依着桑干河，是互市的重要节点，却因常年战乱，民生凋敝：农田荒芜，商路阻塞，百姓多住在土窑里，连学堂都只剩断壁残垣。范昌到任当天，没进知州衙署，先带着随从沿桑干河走了三日，脚下的黄土干裂如鳞，耳边是百姓的叹息：“兵戈停了，可肚子还是填不饱啊。”
他回到衙署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有幕僚劝他：“府库空虚，当留有余地。”范昌指着门口百姓反问：“民心不安，互市何稳？”他将自己的俸禄全部捐出，又说服城中士绅开仓，先解燃眉之急。
紧接着，他亲自主持修渠引水。桑干河的水流湍急，却引不到高地农田，范昌带着工匠沿河岸勘测，槐木牌在靠近几处山坳时微微震颤，他便依着牌面纹路的指引，定下“盘山渠”的走向——绕山而行，分三级提水，既能灌溉万亩良田，又可抵御山洪。开工那天，他卷起裤腿跳进渠沟，与民夫一起搬石头、挖泥土，手上磨出的血泡混着泥水，却让百姓们眼里燃起了希望。
渠成那年，朔州的麦田长出了饱满的麦穗，百姓们在渠边立碑，刻着“范公渠”，说：“这渠不是石头砌的，是范大人的心血浇的。”
商路是他的第二件大事。朔州到大同府的山道崎岖，互市的货物常因路险受损。范昌调动卫所军丁，与百姓合力拓宽山路，在险要处修栈道、架桥梁。他还亲笔写信给蒙古部落首领，约定共同维护商路安全，“凡持‘范记’令牌者，汉蒙皆护之”。商路一通，蒙古的皮毛、药材运进来，中原的丝绸、茶叶运出去，朔州的集市渐渐热闹起来，土窑换成了砖房，街上的孩子开始背着书包跑。
他在州衙旁修了座“启蒙堂”，亲自讲学，教孩子们认汉字、学算术，也讲长城内外的故事：“蒙古的孩子和你们一样，都爱吃麦饼，都怕打仗。”他还请了蒙古通事来教语言，说：“互市不光是换东西，更是换人心。”
范景看着儿子的作为，坐在桑干河边的老槐树下，笑得皱纹里都盛着暖意。他常去集市听百姓念叨：“范大人来了，朔州才像个过日子的地方。”回来便对范昌说：“你爹若能看见，坟头的草都该笑出声了。”
在朔州的第三年，经同僚介绍，范昌娶了当地儒学训导的女儿王氏。王氏知书达理，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跟着他去乡下教妇女识字、纺线，说：“日子好了，女人也该明事理。”成婚次年，长子范启出生；又过三年，次子范承、长女范兰、次女范蕙相继降生。
范启自幼跟着父亲去卫所，看操练、辨地形，七八岁便能在沙盘上摆出简单的阵法，范昌常摸着他的头笑：“这孩子，是天生吃军粮的。”后来，范启果然在大同府军中混出了些名堂，任千户官，治军严明，颇有乃父之风，成了守护互市的青年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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