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野蹲在漕帮京城总舵那座三进大院的门槛上啃第一百零三块饼——这是老孙为“刮骨疗毒”特制的“刮骨饼”，饼皮擀得极硬，得泡在辣酱汤里才能咬动，说是吃了“牙口好，啃得动硬骨头”——的时候，院子里已经乱得像一锅煮糊的粥。
三百多个漕帮管事、账房、把头被集中在前院，按码头、按船队、按账目分组，蹲成几十个小堆。海事总局的吏员们拿着名册一个个核对，刘文清坐在正厅台阶上，面前摆着三张桌子，左边堆着待查的旧账，中间放着正在核对的账本，右边垒着已查实的问题记录。
“张富贵！”一个吏员喊。
蹲在角落的一个胖管事颤巍巍站起：“小……小人在。”
“永昌八年三月，你管通州码头第三货栈，账上记‘耗损粗麻绳二百斤’，但库房实际只领出一百斤。那一百斤去哪儿了？”
“那……那是……”张富贵汗如雨下。
“是你小舅子开的杂货铺领走了，三钱银子一斤转手卖了。”刘文清头也不抬，翻着另一本账，“同年五月，你又‘耗损’桐油五十斤，实际是你妹夫拿去刷自家渔船了。张富贵，三年时间，你经手的‘耗损’物资价值八百两，够判三年流放。”
张富贵腿一软，瘫坐在地。
陈野把泡软的饼塞进嘴里，嚼着，站起身走到院中。他没穿官服，还是那身皮围裙，腰间的令牌晃荡着，但院里所有人看见他都像看见阎王。
“都听着——”陈野声音不大，但院里瞬间安静，“查账，不是要弄死你们。是要把漕运这套烂账理清楚，把该砍的环节砍掉，把该留的人留下。”
他走到张富贵面前，蹲下：“张富贵，你在通州码头干了二十年，从扛包干到管事。码头每天多少船进出，每船装什么货，什么季节走什么货最快，你心里有本账——对不对？”
张富贵愣愣点头。
“那本账，比衙门里的账本值钱。”陈野咧嘴，“我给你个机会——把你知道的，码头真正该怎么管，货该怎么配，人力该怎么调度，写出来。写得好，你贪的那八百两，按‘主动退赃、戴罪立功’论处，罚银五百两，留用察看。写不好，或者藏着掖着……那就按律办。”
张富贵眼睛亮了：“真……真的？”
“我陈野说话，一口唾沫一颗钉。”陈野起身，看向其他人，“你们也一样。有问题的，自己交代，主动退赃，把真本事拿出来，可以留用。死扛到底的，等我们查出来，那就是罪加一等。”
院里响起一片骚动。几个管事互相看了看，有人犹豫着举手：“陈……陈总办，我……我有问题要说……”
“去那边登记。”陈野指向西厢房，“刘文清，安排人专门记录。交代清楚的，问题不大的，当场算清楚退赃数额，立字据。问题大的，记录下来，等汇总后按情节轻重处理。”
西厢房很快排起了队。郑彪带着水手维持秩序，王德福蹲在墙角啃着饼监工——这老匠人被陈野拉来“学习管理”，说是“造船和管人一个道理，都得把零件摆对位置”。
太子李元照跟着沈括在查账组学习，手里拿着小本子，记录着各种“猫腻”：虚报损耗、吃空饷、倒卖物资、私设名目收费……越记越心惊：“沈先生，这些……这些手法，书上从未写过。”
沈括推了推眼镜：“书上只写‘漕运乃国之血脉’，却不写这血脉里流了多少脓血。太子，治国不能光读圣贤书，得看这些实实在在的脏账——看了，才知道病在哪儿，才知道怎么治。”
正说着，东厢房那边吵起来。一个瘦高账房跳着脚骂：“凭什么查我的账？我在漕帮三十年，没贪过一文钱！你们这是污蔑！”
查账的是个年轻吏员，叫周安——原船舶司主事，现在在海事总局税务司干活。他拿着账本，不慌不忙：“赵账房，永昌七年到九年，你经手的‘码头修缮费’共三千五百两。但按工部标准，同样规模的修缮，最多两千两。多出的一千五百两，你解释解释？”
“那……那是用料好！工钱高！”赵账房梗着脖子。
“用料好？”周安翻开另一本册子，“这是同期工部采购同种木料、石料的价格。你买的料，比工部采购价高三成。工钱——你请的工匠，日薪比市价高五十文。赵账房，你是钱多烧手，还是里头有回扣？”
赵账房脸色一变，还要争辩，陈野走过来，蹲在查账桌旁，从怀里掏出个小油纸包，里头是几块芝麻糖。他掰了一块递给周安：“吃，润润嗓子。”
周安愣了下，接过塞进嘴里。
陈野又掰一块给赵账房：“你也吃。”
赵账房没接。
“不吃算了。”陈野自己吃了，嚼着糖说，“赵账房，你在漕帮管账三十年，经手的银子少说百万两。真要贪，你不会只在这一千五百两上做手脚——太显眼。所以这钱，不是你贪的，是有人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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