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一家绸缎庄门前，掌柜站在台阶上，手持报纸向顾客宣读：“……那挺机枪旁的尸体，后来被抬走了。两名战士用门板运出战壕，脚下踩碎冰壳，咔嚓声响，如同大地在低声啜泣。”店中伙计放下手中活计，默默摘下帽子。一位老太太听完，转身回屋取来积蓄，塞给掌柜：“拿去捐给前线吧，我儿子也在那边打仗。”
同日下午，复旦大学校园内，数百名学生集会于礼堂。讲台上摆着一张方桌，上面摊开着那份《申报》。学生代表走上前，声音颤抖：“同学们，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我们同胞正在经历的真实！昨天，我接到家书，说我表兄所在的连队全员殉国，阵地至死未退一步。今天我们若沉默，明日谁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话音未落，全场起立，齐声高呼：“参军去！参军去！”
当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召开紧急会议。会长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绅士，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他翻开会议记录本，开口第一句便是：“今日收到民众捐款共计三千二百元，另有棉衣五百件、胶鞋八百双、急救包两千个。全部物资将于明日起运前线。”
有人提议：“是否发电慰问前线将士？”
老人摆手：“不必电文。我们要做的是让前线知道，他们的牺牲没有被遗忘。”
于是，一封由全市三百余名市民联署的公开信开始起草。信中写道：“你们在阵地上趴了三天三夜，只为等一声命令；我们在后方奔走呼号，只为给你们送去一碗热饭、一双暖鞋。你们用血肉挡住炮火，我们愿倾尽所有支援到底。”
信末附上一句朴素话语：“请一定活着回来。”
一周之内，这篇名为《他们守在那里》的文章传遍全国。武汉、广州、天津、重庆等地报纸纷纷转载。重庆《新华日报》更将其译为通俗白话，在街头设点免费发放。一位盲人说书人听人念完文章后，当场修改曲目，将原本的《岳飞传》改为《淞沪英烈谱》，每日在茶馆连讲七场，场场爆满。
北方某县城小学，教师组织学生集体抄写文章段落。黑板上写着：“他们本可以躲开这一切，但他们选择了留下。”孩子们一笔一划认真誊写，有个十岁男孩写到最后泪流满面，趴在课桌上抽泣。老师问他为何哭，他说：“我爸就是这么走的，他说军人不能退。”
在浙江义乌，一个村庄自发组织妇女缝制军鞋。全村六十户人家，户户参与。一位七十岁的老妇人坐在门前小凳上，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纳着鞋底。她孙子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我做的这双鞋，说不定能救一个孩子的命。”
募捐热潮迅速席卷民间。商贾富户捐出金条银元，工人农民捐出口粮工钱。山东一位老农赶着牛车走了三天，送来五十斤小米和二十斤咸菜。他在捐赠簿上按下手印，说：“我没钱，也没文化，但我懂一个理——国家没了，地也没了。”
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杭州笕桥航校门前排起长队，许多是大学生和中学教师。一名女生递交申请表时被拒，理由是“女性不得入伍”。她当场剪下发辫，扔进报名窗口：“我现在像个男人了吧？让我上飞机炸鬼子！”
参军者中不乏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李维汉辞去教职，携妻带子奔赴武汉训练营。临行前他对同事说：“以前我讲康德的道德律令，现在我要用行动证明什么叫责任。”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也掀起援华高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决议每月筹款十万国币支援抗战。加拿大温哥华华人社区举行义演，连续七晚演出《木兰从军》，所得款项全部汇往国内。美国纽约唐人街升起一面巨幅中国国旗，底下摆满捐款箱，短短三天募集美金四万余元。
这些消息通过电讯、信件、口口相传，不断反馈回前线。某日傍晚，陈远山正在指挥部查看地图，通讯员快步进来，递上一份电报。
“报告师长，后方传来消息。”
陈远山接过电报，目光扫过内容。片刻后，他抬起头，对身旁参谋说：“告诉各团，百姓给我们寄来了新棉衣、胶鞋，还有整整两卡车药品。另外……”他顿了顿，“全国都在传我们打的那一仗。”
参谋咧嘴笑了：“老百姓总算知道咱们在干什么了。”
陈远山没笑。他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山脊线上残留的焦土。夕阳照在断裂的树桩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他想起那天夜里巡视战壕时，一个哨兵悄悄问他：“师长，咱拼命打，到底有没有人看得见？”
当时他回答：“只要旗不倒，就有人看得见。”
现在他知道，那面旗不仅被人看见了，还点燃了千万人心中的火。
而在上海，《申报》编辑部再次收到一封匿名来信。信封里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一群孩子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手里举着用白布写的横幅，上面七个大字——“我们支持陈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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