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就是那年秋天推开了那扇门。
一九九九年，他十九岁，中专毕业半年多了。学历拿不出手，又没有关系，跑遍了人才市场，连保安的岗位都嫌他太瘦。家里两个老人靠他爸那点工资撑着，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回自己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像揣了块石头，又沉又烫。
那天哥们儿老七来家里找他喝酒，两瓶啤酒下肚，老七拍着桌子说：“哎，你知道那寿衣店不？永福寿衣，就在南马路那条巷子口。我二大爷跟老板娘认识，说那店缺个伙计，一个月能给三千五！”刘洋的酒差点喷出来。三千五，他爸在厂里干了二十年才拿两千出头。他盯着老七的眼睛，问：“你咋不去？”老七挠了挠头，声音小了下去：“我爸妈不让，说那行当晦气。”刘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酒一口闷了。
第二天，老七的二大爷带着他去了永福寿衣。
店门脸不大，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包子铺中间，灰扑扑的招牌上“永福寿衣”四个字已经褪了色，金漆剥落了大半。推门进去，一股混合着香烛、樟木、旧布料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味道不像药房也不是霉味，像是什么东西在密闭空间里放了很多年慢慢渗出来的气息。
老板娘姓赵，五十来岁，烫着一头港式卷发，嘴唇涂得鲜红，手腕上戴着两只粗粗的金镯子，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晃，镯子磕在柜台上叮当响。“哟，小伙子这身板儿，结实！看着就扛得住事！”她围着刘洋转了两圈，眼睛在他身上扫来扫去，笑的时候露出满口黄牙，“我这儿活儿不重，就是值个夜班。夜里也怕来人拿东西，你得守着。一礼拜四天夜班，一个月三千六，干得好再加。怎么样？”
刘洋还没来得及回话，她一手拍在他肩膀上，力气大得他往前趔趄了一步。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二大爷，二大爷冲他点了下头。刘洋也点了下头。
正式上班的头三天，白班，老板娘带他认货。寿衣怎么叠，骨灰盒哪种配哪种盖子，纸扎的童男童女放哪个方位，香烛纸钱的叠法分七种。他拿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老板娘在旁边剔着牙说：“不用记那么细，干几天就熟了。”说完把钥匙往柜台上一丢，“今晚你第一个夜班，九点过来就行。晚上可能有人买东西，记住，别多问，别多看。”她拎起包往外走，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地响，门关上之前又探回半个身子，“对了，夜里要是听见有人敲门，别急着开。先问是谁。”
刘洋一个人留在店里。VCD机里放着一部租来的老港片，音量开到最大，可货架尽头那些寿衣的影子还是被光线拉得又长又歪。他总觉得挂在衣架上的那排衣服在晃，可他走过去看的时候，衣架纹丝不动。
第五天夜班，他开始觉得不对劲。
先是肩膀发酸。他以为是坐久了，站起来活动了几下胳膊，没放在心上。到了第七天夜班，那种感觉变了——不再是酸，是沉。后背上像是贴着一床湿透了的被子，又像是一只冰凉的手搭在肩胛骨上，不重，却始终不离开。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水杯，腰弯到一半就弯不下去了，后背绷得死死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他伸手往后摸，什么也没有。
第八天下午他回家照镜子，脸色发青，眼窝陷了下去，嘴唇没什么血色。他爸夹着菜的手顿了一下：“你最近咋回事？瘦了一圈。”刘洋低下头扒饭，含含糊糊地说：“夜班没睡好。”他妈端汤的手停了停，看了看他，没再追问。
第九天夜里，店里出了事。
那天夜班他从九点坐到了凌晨两点，VCD里的碟片放完了，电视屏幕上只剩一片蓝光，沙沙地响。他刚要起身换碟，门口的风铃忽然响了。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拨动。
门推开了一条缝。一只瘦长的手先伸进来，然后是一个光秃秃的脑袋。进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夹克，袖口磨得发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劣质白酒和隔夜菜混在一起的酸臭味。他走路有点晃，眼睛却亮得不正常，像是喝了很多但脑子还撑着最后一根弦。他绕着店堂走了一圈，在摆纸扎的那排货架前面停下来，用手指拨了拨一个童男纸人的领口，然后又晃到柜台边，忽然凑近了刘洋的脸。
“小兄弟，”他咧嘴笑了一下，一股酒气扑过来，“新来的？”刘洋往后仰了仰，点头。那人嘿嘿笑了两声，声音干哑：“一会儿有人来买东西，你给我返点，咱们三七开。”他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比了个三，“你三，我七。”
刘洋知道这种人是做什么的。白事行当里管他们叫“大了”，就是专门替事主操办丧事的中间人，跟寿衣店、纸扎铺、殡仪馆都有勾连，吃的是两头回扣。老板娘提过，虽然话里话外带着嫌弃，但也没拦着让他别理。刘洋想了想，点了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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