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谦是被冻醒的。
1987年的哈尔滨，十一月的寒风已经能割透棉袄。他裹紧身上的军大衣，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心头那股在上海滩养出来的精致劲儿，又被这北国的粗粝磨掉一层。
桌上摊着昨晚算到半夜的账本——国库券的买卖越来越顺手，三个月的工夫，本金已经翻了两番。可陆子谦心里清楚，这种靠信息差和胆量挣快钱的路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子谦哥，有信儿了。”门被推开，带进一股寒气，魏红英搓着手走进来，脸上带着兴奋，“张麻子那边松口了，说愿意谈谈。”
张麻子，火车站那一片的“头面人物”，手里攥着两条长途货运线。陆子谦盯上他，不是为那几辆车，而是为那张刚刚批下来的“民用运输许可证”——这年头，有证的才是爷。
“约的哪儿？”陆子谦合上账本。
“道外，老江桥底下，红砖房。”魏红英压低声音，“他说只准你一个人去。”
陆子谦笑了笑，从抽屉里摸出包大前门，抽出一支在桌上磕了磕。这动作是他从上海带来的习惯，在东北显得格外扎眼。“一个人？他是怕我带了公安，还是怕露怯？”
“要不……我让我爸派两个人远远跟着？”魏红英有些担心。她父亲在市公安局，这事儿陆子谦知道，但从来不用。人情债，欠了是要还的，而且还得加倍。
“不用。”陆子谦站起身，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把军大衣留在椅子上，“谈生意，讲的是诚意。他要是真敢在江桥底下动我，那这哈尔滨，他也就不用混了。”
话虽这么说，临出门前，他还是把一把电工刀塞进了袜筒里——这是他在上海滩学来的保命习惯，刀刃不长，但足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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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江桥是俄国人建的，铁架子锈得发红。桥底下的红砖房以前是铁路工的休息室，现在荒了，成了些见不得光交易的场所。
陆子谦到的时候，张麻子已经在了。屋里生着炉子，煤烟味呛人。张麻子五十出头，脸上真有几颗麻子，穿着一身蓝色中山装，手里转着两个核桃。
“陆老板，年轻有为啊。”张麻子没起身，抬了抬下巴，“坐。”
陆子谦也不客气，在对面那张破长凳上坐下，从怀里掏出包新拆的中华——这是托人从上海捎来的，平时舍不得抽。
“张老板，客气话不多说。”他递过去一支，“你那两条线，连车带证，我出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万？”张麻子笑了，露出一口黄牙，“陆老板，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光那张证，现在黑市上就值两万。”
“那是黑市。”陆子谦点上烟，“我走的是明路。再说了，你那两条线，车是老解放，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跑一趟长春能抛锚两回。我接手，还得往里搭修理费。”
张麻子眼神沉了沉：“你小子调查得挺清楚。”
“做生意，讲究知己知彼。”陆子谦吐出口烟圈，“张老板急着出手，是因为南边那条新公路要修通了，你的线正好在规划区里，半年后就得绕道。到时候成本上去，利润下来，你这摊子就成了烫手山芋。现在出手，还能卖个好价钱。”
屋子里静了几秒，只有炉子里煤块噼啪作响。
张麻子忽然笑了，把核桃往桌上一拍：“行！有点当年我在上海滩见过的那些小开的意思。但你漏算了一点——”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撩开破窗帘往外看了一眼：“我这摊子，不只是车和证。还有十几个跟了我七八年的兄弟，你得接着。”
陆子谦心里一紧。这才是真正的难题。人比车难对付得多。
“工资待遇不变，表现好的有奖金。”他缓缓说，“但得守我的规矩——不拉私货，不超载，不喝酒上路。”
“规矩？”张麻子转过身，脸上没了笑，“陆老板，在这哈尔滨，有些规矩，不是你说了算的。”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脚步声。三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推门进来，手里都拎着家伙——不是刀，是铁路工人用的撬棍。
陆子谦没动，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心里却在飞速盘算。硬拼肯定不行，报警？那这生意就彻底黄了，还会结下死仇。
“张老板，”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你兄弟里，有个叫刘大柱的吧？他媳妇在妇产医院，快生了，缺三百块钱住院费。还有个王老三，老娘肺病，每个月药钱就得八十。”
那几个汉子脚步顿住了。
陆子谦站起身，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个信封，放在桌上：“这里是五百，先拿去应急。我跟市医院李副院长有点交情，已经打过招呼，刘家媳妇住院费可以缓交。王老三他娘，下个月开始可以走职工家属的补助渠道，药费报销一半。”
他看着张麻子渐渐变了的脸色，继续说道：“你这些兄弟跟你，是讲义气。但义气不能当饭吃，不能治病救人。我能给他们的，除了工资，还有条正道，能挺直腰板回家见老婆孩子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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