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头的年轻人约莫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外奔波的模样。
他胸前别着“土改工作队员”的红漆徽章，手里捧着厚厚的笔记本，钢笔别在领口，眼神明亮而坚定，走路的步子沉稳有力，透着一股踏实做事的劲头。
旁边跟着几位队员，有的背着公文包，有的提着浆糊桶和一摞宣传单，还有的扛着一块木质标语牌，上面用红漆写着“耕者有其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字迹遒劲有力，在春光里格外醒目。
“乡亲们好！我叫李维民，是区委派来的土改工作组组长！”领头的干部走到晒场中央的石台上，声音洪亮得盖过了沅江的水声和人群的低语，“今天我们来，一是给大家宣讲土改政策，
二是挨家挨户登记信息，
三是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中央说了，‘耕者有其田’，不管是农民还是渔民，只要是无地少地的劳动者，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日子再也不用受地主剥削了！”
“哇，又是李干部，他负责好多事啊。”
“是啊，李干部做事认真，对咱们小老百姓态度也好，那不得重用嘛。”
“李干部做事公平，态度很好，他做事我们服。”
李维民的话音刚落，晒场里就炸开了锅，议论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咕嘟冒泡。
头发有点花白的张胡子拉着身边的老婆，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敢相信：“我的个天！真能分到地？
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没敢想过能有自己的地！”
旁边的中年汉子搓着粗糙的双手，脸上乐开了花：“那可不！李组长都这么说了，还能有假？
以后有了地，就算遇上坏天气打不到鱼，也不至于饿肚子了！”还有人悄悄拉着邻居，小声打听：“你说咱们渔民能分到多少地？会不会跟丹洲乡的一样，一家分个两三亩？”
春桃拉了拉沈知言的衣袖，小声问：“先生，咱们真能分到地吗？要是能分到德山脚下的地，种点水稻红薯，确实能踏实不少。”
沈知言轻轻摇了摇头，语气平和：“别急，听李组长把政策讲完。
记住，咱们是渔民，主业是打鱼，不管分不分地，对咱们都一样，工作组心里有数。”他目光不经意间飘向自家院子的方向。
夏荷点点头，不再说话，和秋菊一起，跟着大家望向石台上的李维民。
李维民等大家议论了一会儿，抬手往下压了压，晒场渐渐安静下来。“大家莫急莫急，听我慢慢说。”
他的语气放缓了些，带着熟悉的常德本地口音，显得格外亲切，“土改政策是因地制宜的，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分地标准不一样。
现在咱们常德地区的农村已经先行，去年年底之前就已经划分完成了。
咱们渔村位置在城郊，紧邻市区，归属常德城南区管辖，大家都是渔民，主业是打鱼，所以政策上有专门的安排，一会儿我慢慢给大家讲清楚。
现在，先让队员们给大家发宣传单，大家先看着，有疑问的等下举手提问，我一一解答。”
队员们立刻分散开来，把印着土改政策的宣传单发到村民手里。
纸张是粗糙的草纸，但上面的字迹清晰，还配着简单的插图，画着农民分到土地后耕种的场景。
只是渔村的渔民们大多是文盲，并不识字，拿到宣传单后，都纷纷凑到识字的人身边，七嘴八舌地催促着念给自己听。
沈知言也接过一张宣传单，慢慢看着。春桃和夏荷凑在他身边，秋菊则趴在他胳膊上，好奇地盯着纸上的插图。“先生，上面写的啥呀？”秋菊小声问。
“写的是土改的政策，无地少地的农民按人口分地，一人一亩。”沈知言轻声念了几句关键内容，没有多做解读，“不过没写渔民的具体安排，李组长等下会说。”
晒场里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像沅江里的浪涛，一波接着一波。
渔民们围绕着分地的话题，各抒己见，脸上都带着几分激动。
有人憧憬着分到土地后的生活，盘算着种什么庄稼；有人则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分不到好地，或者分到地后没人耕种；
还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想看看工作组到底会怎么安排。
刘三站在人群中，嗓门最大，说得也最起劲：
“我跟你们说，分地这事儿，咱们得主动争取！
丹洲乡的渔民就是因为积极反映情况，才分到了好地。
咱们也得跟李组长说说，就说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多哭哭穷，说不定就能多分点地！”
“这样能行？”有人犹豫，“李组长做事很较真的的，可不像好糊弄。”
“怎么不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刘三拍了拍胸脯，一脸笃定，“咱们就说自己是半渔半农，以前也种过地，保证不耽误打鱼，还能多种点粮食给国家交公粮，干部肯定高兴！”
旁边的王老四深以为然，点了点头：“刘三说得有道理，土地可是命根子，多争取点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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