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的窗户装了防弹玻璃，隔音也好得出奇。外面的世界成了默片，只有光影流动，听不见半点市声。
每天准时有人送饭，营养均衡，味道像嚼蜡。医生定期来换药，手法专业，眼神像看一件需要维护的器械。那个自称李督察助手的西装男——让我叫他阿文——每周来一次，不痛不痒问几句，更像是在确认我这件“资产”还没损坏或者发疯。
我成了笼中鸟。一只被拔了尖牙利爪，还得按时进食保持体面的鸟。
他们给了我一个新身份：张伟，某跨境贸易公司安全顾问。听上去人模狗样。公司地址我去过一次，在中环一栋光鲜亮丽的写字楼里，有个小小的办公室，桌上电脑崭新，一尘不染，屁用没有。就是个摆设。
“安保顾问”的工作内容？看内部安全手册，参加线上培训，然后…没了。每月银行卡会准时打进一笔不算少的新水，买我这份“安静”。
我试着打听过外面的事。洪门散了，这是明面上的说法。几个残余堂口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港岛商贸联谊会”收编，干些物流、保安、娱乐场所管理的活儿，规规矩矩，合法纳税。带头的是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中年人，听说很会来事，跟各方面关系都处得不错。
是个人都知道，那不过是换了个壳子，背后牵线的是谁，不言而喻。
刀疤还躺在医院，情况稳定了，但下半辈子离不开轮椅。黄毛…没了消息。其他弟兄，散的散，抓的抓，投靠新主的投靠新主。
一个时代，就这么轻飘飘地翻篇了。像黑板擦抹掉粉笔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我整天待在安全屋里，对着那扇打不开的窗，有时一坐就是一天。脑子里像过电影，那些血与火的日子，那些活生生的人，最后都化成了档案袋里几页冰冷的纸，成了别人嘴里一句“必要的代价”。
真他妈操蛋。
偶尔，阿文会“不经意”地透露点“消息”。比如陆志廉的案子结了，定性为“因公殉职”，开了追悼会，风光大葬。比如王警官的失踪，成了悬案，卷宗被封存。比如昂船洲船厂爆炸，最终报告是废弃化学品泄漏引发的意外。
他们把一切都抹平了，刷上了一层光鲜的、没有皱纹的油漆。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场惊天动地的厮杀，刑天，陆志廉，那些死去的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还是我他妈做了场漫长又血腥的噩梦？
直到那天晚上。
我像往常一样，毫无睡意地对着窗户发呆。安全屋里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这东西除了阿文，没人会打。
我接起来，没说话。
电话那头，也不是阿文的声音。是一个被严重干扰、失真得厉害的电子音，断断续续，像是从极遥远或者极深处传来。
“…名册…备份…不止一份…”
就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然后咔哒一声，断了。
我握着听筒，站在原地，浑身血液像是瞬间冻住，又猛地沸腾！
名册备份？！不止一份？！
谁打来的？！什么意思？！
我立刻回拨过去，只有忙音。我疯狂检查电话机，找不到任何异常。打给阿文，他语气如常，说可能是线路串音，让我不必在意。
放屁！绝对是冲我来的！
那一夜，我彻底失眠。那个电子音像鬼魂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名册有备份？在哪里？谁手里？他想干什么？
保安局知道吗？李督察知道吗？如果他们知道，那这个电话就是警告？如果他们不知道…那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阿文依旧每周来点卯，医生依旧来换药。但我能感觉到，空气里绷紧了一根看不见的弦。
我开始仔细观察每一个进来的人，试图从他们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里找到破绽。我开始回忆每一个细节，从拿到名册，到被陆志廉追杀，再到保安局介入…有什么地方被我忽略了？
备份…如果真有备份，最可能在哪里？
刑天？他那么狡诈，会不会留后手？但他死了。
陆志廉？他抢走核心，志在必得，不像有备份的样子。他也死了。
林师傅？他守着名册那么多年…会不会…
福伯！那个临死前送出消息的老头！他懂通讯，能复制数据！会不会是他？！
但他也死了。
陈子豪！他知道多少？他现在在哪？
我迫切地想联系陈子豪。但我们被完全隔离开，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哪。
又过了几天，相安无事。我几乎要以为那个电话真的只是个恶作剧或者意外。
直到一次例行“体检”。
来的不是平时那个冷漠的男医生，换了个女的。戴着口罩，帽子压得很低，露出一双很平静的眼睛。手法没什么不同，量血压，听心肺，检查伤口愈合。
就在她低头记录数据时，极其轻微地，几乎只是嘴唇动了动，我听到一句话：
“城寨…老地方…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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