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疑一些。已是三月中旬，油城的空气里却依旧裹挟着凛冬残留的寒意，风吹在脸上，仍带着几分料峭。然而，比这物理上的寒冷更让人心头发紧的，是弥漫在街头巷尾、寻常百姓家的一种无形压力。菜市场里，摊主们吆喝声中夹杂着对进货价飞涨的抱怨；年初还人声鼎沸的售楼处，如今门庭冷落；就连我和知秋、舒然凑在常去的那家小饭馆吃早餐时，话题也总是不自觉地绕回那几个令人焦虑的字眼：“生意还能不能稳当？”“手里这点钱，该怎么放才能不缩水？”那时节的我们，如同大多数懵懂的普通人，浑然不知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在大洋彼岸悄然酝酿、蓄势待发。 我们只是在这二零零八年五月之前的时光里，凭借着一股子闯劲，靠着替人“操作”公积金提取的灰色生意，赚取了远超工资的丰厚利润；同时，我们也和所有市井小民一样，真切地感受着物价飞涨带来的切肤之痛，精打细算地规划着每一分钱的去处；我们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近距离观察者，亲眼目睹并参与了市场从年初的冰点，到四五月间如春草般顽强复苏、重焕生机的整个过程。如今回首望去，那段充斥着对柴米油盐的计较、合伙人之间在压力下的相互扶持、以及最终下定决心购房安家时的忐忑与决绝的岁月，早已超越了个人记忆的范畴。它更像是一幅微缩的画卷，清晰地映照出那个特定年代里，普通中国百姓最为真实的生存图景、应对变局的朴素智慧，以及对于“安身立命”这份最朴素愿景的赤诚追求。
二零零八年的上半年，对我们三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并非“赚钱难”，而是“钱不禁花”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凭借对公积金提取政策漏洞的精准把握和逐渐积累起来的人脉资源，我们这个小团体在特定的圈子里已然成了小有名气的“实力帮办”。业务繁忙时，一天接下三四单并非难事，每单数千元的服务费如流水般涌入，短短两个月间，我们个人账户上的数字，便已远超过去一年辛苦工作的总和。
然而，这种财富快速积累的喜悦，很快便被现实生活无情的通胀压力冲淡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二零零七年底，母亲在小区楼下菜市场一边挑着猪肉一边念叨：“才两块五一斤，多买点，回去包饺子、炖排骨都香！” 可转眼到了二零零八年三月，当我再次站在那个肉摊前，摊主报出的“十二块一斤”的价格，简直让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摊主一脸无奈地摊手：“小伙子，真不是我想涨，这进货价坐着火箭往上蹿，我不涨就得喝西北风！你看看，以前这肉抢着要，现在问价的人都少了一大半。”那天，我破天荒地只称了半斤肉，回家炖了一小锅汤，母亲看着碗里的肉，叹了口气：“这日子过的，以前盼着天天有肉，现在吃顿肉都得掂量掂量。你那点工资，往后可咋撑起一个家啊？”这声叹息，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远不止猪肉，米、面、油、粮这些维系日常生活的基石，价格无一例外地开启了“飙升模式”。普通大米从一块五一斤悄无声息地涨到了两块五，一袋十斤的米，半年光景就贵了十块钱，这相当于普通人小半天的工钱。 五升装的大豆油更是夸张，年初还稳稳地停在五十元一桶，四月份就蹿到了七十五元，待到五月，已然突破了八十元大关。有一次，我和知秋、舒然一起去超市采购，站在琳琅满目的油品货架前，看着那刺眼的价格标签，知秋忍不住低声吐槽：“照这个涨法，咱们赚得再多，怕是连炒菜的油都要吃不起了！这钱啊，就像攥在手里的沙子，越使劲，漏得越快。” 就连日常饮用的牛奶，也从两元一盒涨到了三元，楼下小卖部的老板愁眉苦脸地解释：“进价涨了，我也没法子，好多老主顾都开始省着买了，说是给孩子留点儿就行。”
这种由通胀引发的普遍性焦虑，如同无声的雾霭，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我们三人忙完一单生意，习惯性地聚在街角那家相熟的小饭馆吃火锅。老板是个实在人，一边给我们加汤，一边忍不住倒苦水：“现在的菜价，真是要了亲命了！大白菜从五毛一斤蹦到一块五，菠菜都得三块钱一小把！我这火锅锅底，都快赚不回本钱了！再这么涨下去，我这小店怕是真要关门大吉了。”我们听着，心有戚戚焉。尽管我们的收入水平早已将普通工薪阶层远远甩在身后，甚至让一些小企业主都望尘莫及，但眼睁睁看着货币购买力如冰雪消融般急速下降，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知秋说得直白：“咱们现在赚的是不少，可要是不能把这些纸面财富变成实实在在、能保值的东西，万一哪天这生意做不下去了，咱们哭都找不着调儿！”舒然也深表赞同，她一向冷静的语气里也透露出担忧：“是啊，以前总觉得赚钱就是为了享受生活，现在才明白，手里必须握住‘硬通货’，心里才能踏实。咱们都是普通人，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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