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的心提了起来。是粮库发现失窃了？还是……钦差要到了？
果然，未时刚过（下午一点多），镇子上忽然骚动起来。铜锣声哐哐响起，由远及近，一个公鸭嗓子拖长了调门在喊：“钦差大人驾临湖州！全城肃静！各安其位！闲杂人等不得滋事冲撞——！”
声音一遍遍回荡在狭窄的街道上空，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威严。
林昭推开窗户一条缝。街上已经净了水（虽然也没什么尘土），一些店铺门口挂上了半新不旧的灯笼。零星的百姓站在自家门口或店铺檐下，伸着脖子张望，脸上没什么喜庆，更多的是好奇和一种事不关己的麻木。几个穿着吏服的人吆喝着，驱赶那些站得稍微靠前的人。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喧天的锣鼓和唢呐声，还有整齐的马蹄声和脚步声。一支庞大的队伍缓缓进入了小镇的主街。前面是扛着“肃静”、“回避”牌子的衙役，后面是举着各色仪仗的兵丁，再后面是骑在高头大马上、穿着鲜明官服的随员。簇拥在中间的，是一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轿帘低垂，看不清里面的人。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随从、仆役，以及装载着箱笼行李的车马。
队伍走得并不快，刻意展示着威仪。所过之处，百姓纷纷低头，不敢直视。空气里弥漫着尘土、马匹的骚味，还有一股淡淡的、属于官家队伍的熏香气。
何掌柜不知何时来到了林昭窗外，隔着窗户，声音极低：“轿子里就是郑钦差，沈相爷的门生。看来是直接去府城，不会在镇上停留。”
林昭看着那顶华丽的轿子从街口缓缓经过，轿帘纹丝不动，仿佛里面坐着的是个泥塑木雕的神像，与这街道、与这些面有菜色的百姓，毫无关联。
“演得真像那么回事。”她收回目光，关上窗，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接下来的两天，湖州府城方向的消息，通过何掌柜那些隐秘的渠道，断断续续地传回来一些。
钦差郑大人抵达府城，知府率全城官员出城十里迎接，场面盛大。郑大人当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痛陈吏治之弊，强调“圣上忧心黎庶、挂念边关”，此次定要“彻查仓廪，厘清账目，以安圣心、慰黎民”。听得人热血沸腾，仿佛青天大老爷真的来了。
然后，钦差行辕就热闹起来。查账的师爷、盘库的吏员、问话的官员，进进出出。知府衙门连夜灯火通明，算盘珠子响成一片。表面上，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严肃认真地进行。
但林昭知道，那都是演戏。演给朝廷看，演给可能关注此事的眼睛看，也演给湖州几十万惶惶不安的百姓看。
真正的粮食在哪里？真正的账目在哪里？那些“丙字七号”吞掉的好粮流向了何方？这些问题，钦差大人恐怕“查”不出来，也不想“查”出来。他要查的，是那些早已准备好的、抹平了痕迹的“干净”账册，是那些临时填满了合格米粮（哪怕只是表层）的“样板”粮仓。他要抓的，也许是几个早就安排好的、无足轻重的小吏或商人，作为“害群之马”抛出来，以显示其铁面无私、雷厉风行。
而粮库失窃的事情，似乎被压下了，至少没有大张旗鼓地追查。这更让林昭确信，对方做贼心虚，不敢把事情闹大，怕引出更大的纰漏。但他们暗地里的搜查和警惕，肯定提到了最高级别。
林昭手中的证据，像一块烧红的炭，握在手里烫得钻心，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下。她试图通过何掌柜，联系本地几位以清直敢言着称的致仕官员或乡绅，希望能将证据递上去。但反馈令人心寒：要么是闭门谢客，称病不出；要么是接待时客气而疏离，言语间滴水不漏，显然早已得到了某种警告或达成了默契；更有甚者，话里话外暗示“京中水深，莫要引火烧身”、“地方之事，自有朝廷法度”。
这条路，几乎被堵死了。
“他们怕的，不是一两个贪官，是整个盘根错节的势力，是坐在京城的那位‘老师’。”何掌柜冷着脸总结，“扳不倒沈砚舟，捅出天大的窟窿，最后死的只能是出头的人。”
林昭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看着桌上那几页桑皮纸。炭笔拓印的痕迹有些已经微微晕开，但那些数字、代号，依然清晰刺目。她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感。个人之力，在这些庞大的、系统性的腐败和权势面前，渺小得可笑。你有证据又如何？递不上去，无人敢接，它就是一叠废纸。
难道就这么算了？看着他们演完这场戏，看着粮价继续飞涨，看着更多的百姓卖儿卖女，看着北境的将士可能因为缺粮而军心动摇？
不甘心。像有火在心底闷烧。
第三天下午，何掌柜带来了一个新消息：“郑钦差在行辕举办文会，说是‘以文会友，察纳地方舆情’，广邀湖州府有名望的士子、乡绅赴会。帖子发了不少。”
文会？林昭眼中光芒一闪。这是个机会，一个近距离观察这位钦差、观察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些什么人的机会。也许，还能听到一些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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