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四十四年，春。
明州港外，千帆竞发，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一支由五艘新近完成“水密隔舱”改装、船体明显加固、吃水颇深的“伏波”级大型战舰为核心的特殊船队。
船队中还包括两艘专门搭载测绘人员与仪器的“海鹘”快船，三艘满载补给与淡水的“纲船”，以及十余艘大小不等的护卫、通讯舰艇。
这支船队并未装载多少货物，其最大的“货物”，是“将作监”与“司天监”联合派出的三十余名精通测量、绘图、天文、水文的“海图测绘生”与“博士”，以及上百名经验丰富的水师军官、老舵工、“火长”（导航员）。
他们的桅杆上，悬挂着“奉旨巡海勘舆”的杏黄旗。这便是南宋水师与有司联合组织的、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南洋航路测绘勘察船队，目的地是“涨海”（即南海，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北部等广阔海域）。
长期以来，南宋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虽繁，但航路多依赖代代相传的“更路簿”（民间航海手册）和舟师的个人经验。
这些知识零散、隐晦，且常被视为不传之秘，在家族或师徒间口耳相传，精确性与系统性不足，更难以适应大规模、常态化的官方航行、军事部署乃至可能的海上经略。
随着“水密隔舱”技术提升船舶安全性，“擒纵钟”为精确计时带来希望，帝国对海外资源（香料、木材、矿产、潜在良港）与战略空间的需求日益增长，赵构与枢密院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以国家力量，为帝国的海洋雄心绘制一份可靠、详尽的“海疆舆图”。
船队提举，是水师资深将领、“伏波将军”号舰长郑广（虚构，取“声威广布”之意），副手则是将作监精通地理舆图的主事沉括之侄沈谦（虚构，延续科学传统）。
出海前，赵构亲自召见，赐尚方宝剑（象征临机专断之权）与《皇宋混一图》（当时的世界概图，谬误颇多）的南海部分摹本，叮嘱道：
“此行非为征伐，乃为明道路，察险夷，测天时，知地利。务使沧溟巨浸，如同我之庭院；星罗岛屿，尽入我之图籍。为后来者，开万世之通途！”
船队自明州启碇，先抵泉州补充最后给养，然后顺着冬季的东北季风，扬帆南下。他们的任务极为繁复：
一，修正航道，测量水深。
不再完全依赖模糊的“更路簿”，而是利用牵星板（测量星辰高度以确定纬度）、改进的航海罗盘（已带有方位刻度），并结合“擒纵钟”原型机（在相对平静海域试用）尝试进行航迹推算，不断记录、修正船只的经纬度（经度仍以牵星与计时结合估算）。
每到一处重要航道、海峡、港湾，必派小艇用“重锤测深”法（系有标记绳索的重物）反复测量水深，绘制等深线，标记暗礁、浅滩、沉船等障碍。
“伏波”舰高大的主桅上，甚至架设了简易的“望楼”，观测员用“千里镜”（早期望远镜雏形，格物院制品）了望远方，绘制海岸轮廓。
二，勘察岛屿，记录水文。
对沿途遇到的澎湖、琉球（台湾）西南海岸、吕宋（菲律宾吕宋岛）北岸、麻逸（菲律宾民都洛岛等地）、渤泥（文莱）等重要岛屿及海峡（如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的东口），进行抵近勘察。
记录其地势、锚地、淡水水源、植被、土人聚落情况，以及洋流流向、季风规律、潮汐时间。
尤其注意寻找可供大型船队停靠、避风、补给的天然良港。
测绘生们冒着瘴疠与土人袭击的风险，登岛测量，采集土壤、矿石、植物标本。
三，建立地标，天文定位。
在关键航路点、显着岛屿高处，由随行工兵堆砌石标、树立木杆或悬挂特定旗帜，作为海上航行的可视定位参照物。
同时，司天监的博士们，每夜必观测星空，记录“过洋牵星”数据（特定星辰在特定地点的高度角），并与已知的泉州、广州等地的观测数据进行比对、校正，试图建立一套更精确的南洋星座导航体系。
四，接触土人，收集情报。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通译（闽南、广府商人中招募的熟悉南洋土语者）与当地部落头人、港主接触，以丝绸、瓷器、铁器交换食物、淡水和情报。
询问更西、更南方向的海域与陆地情况，记录物产、风俗、政权更迭，并留意是否有“大食”（阿拉伯）、“注辇”（朱罗，印度南部）、乃至更稀奇的“昆仑”（可能指东非）商人活动的痕迹。
航行充满艰辛与危险。
“伏波”舰虽经加固，仍曾在巴士海峡外遭遇罕见巨浪，船体嘎吱作响，令人胆寒，所幸水密隔舱发挥了作用，仅一舱进水，迅速堵漏后安然无恙。
在吕宋北部海岸勘察时，一支测绘小队误入生番领地，遭毒箭袭击，两人身亡，数人受伤，被迫放弃该处测绘点。
在麻逸以南的未知海域，船队一度因海流与风向突变而偏离航线，在浓雾中漂泊数日，几乎陷入绝境，幸赖老舵工凭借对海水颜色与海鸟习性的经验，才重新找到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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