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城的夯土城墙在春风中一日日增高，城墙内外，是远比筑城更为复杂、也更具深远意义的一项事业——组建一支能够真正扎根于此、守卫此方的新军。
这支军队，吴挺为之定名“朔方军”，取“北方安定”之意，亦暗合汉唐旧制。
而其最显着的特点，便是吴挺反复向朝廷、向余玠、也向麾下将领强调的：“蕃汉皆纳，兼容并蓄，以汉法束伍，以胡骑为锋。”
河套新复，地广人稀，尤其是汉民，除少数早年滞留的边民、军户及此次随军北上的工匠、流民外，数量有限。
若想在此站稳脚跟，仅靠从川陕内地调拨兵力，不仅转运艰难，士卒亦难服水土，更无法充分利用此地宜牧养马的优势。
而境内及周边，散居着大量党项、吐蕃、回鹘、汪古（白鞑靼）乃至少量阻卜（鞑靼）等蕃部。
他们或是新近归附的西夏残部，或是历来游牧于此的部落，骑术精良，悍勇敢战，熟悉地理气候，是极佳的兵源，也是一股极不稳定的力量。
用得好，便是开疆拓土的利刃；用不好，便是肘腋之患，甚至反噬自身。
如何“用”，便是摆在吴挺面前最大的难题。单纯的武力征服与强行编管，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消耗本就宝贵的兵力与时间。
单纯的羁縻怀柔，给官给赏，则易养痈遗患，难以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与忠诚度。
吴挺的策略，糅合了历代治边名将的经验，结合当前实际，显得务实而大胆。
首先，是“分而治之，区别对待”。
对投降的西夏贵族、原首领及其核心部众，采取“迁其豪酋，散其部众”之策。
将阿剌忽思等顽固派首领的直系亲属、心腹将领，迁往兴元府、乃至蜀中内地安置，给予田宅，实为软禁监视。
将其部众打散，混编入其他归附部落或新设的屯田点，切断其原有的部落纽带。
对那些主动归附、表现恭顺的部落首领，则保留其部分特权，授予宋朝官爵，允许其统领本部落部分丁壮，但必须接受朔方军派出的“指导官”监督，并按宋军编制进行初步整训。
其次，是“设蕃学，授汉文，导以礼法”。 吴挺深知，欲收其心，必先化其俗。
他在定远城内，划出区域，建立“蕃学”。
招募通晓蕃汉语言、略知经史的文人，教导归附蕃部首领、头人子弟学习汉文，诵读《千字文》、《百家姓》及浅显的儒家典籍，宣讲“忠君爱国”、“华夷之辨之理。
同时，规定凡在朔方军中担任队将以上军官的蕃人，必须粗通汉话，识得号令、旗帜。
对于普通蕃兵，则要求至少能听懂简单的日常口令和军令。
学习优异者，给予奖励，甚至可保送进入兴元府学或蜀中官学。
此举意在从下一代开始，培养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归附。
再次，是“立法度，明赏罚，一视同仁”。
吴挺奏请朝廷，为朔方军量身定制了一套简明军法，刊刻成册，以汉、蕃（党项文、回鹘文）两种文字颁发。
军法核心突出“公平”二字：无论蕃汉，临阵退缩者同斩，立功受赏者同赏，触犯刑律者同罚。
军中设“断事官”，由汉官担任，但配有通译，审理涉及蕃兵的案件。严厉禁止汉军欺压蕃兵，也严禁蕃兵结伙滋事、劫掠汉民。
同时，设立“战功簿”，详细记录每个士卒（无论蕃汉）的斩获、战功，按统一标准赏赐银钱、布匹、田地乃至官职。
吴挺亲自处理了几起汉军小校欺凌新附蕃兵、克扣其赏赐的案件，将小校当众鞭笞、革职，所扣钱物加倍发还蕃兵，并公开申明：“既入朔方，便为同袍。
袍泽相欺，犹戕手足，本帅必严惩不贷！”
此事在蕃汉军中引起极大震动，让许多心怀忐忑的蕃兵看到了希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混编成军，以汉制蕃，以蕃补汉”。
朔方军的基层编制，完全采用宋军“队、都、营、军”的制度。
但在兵员构成上，实行“汉军为干，蕃兵为枝；汉卒结阵，蕃骑游击”的原则。
步兵主力，尤其是需要严明纪律和复杂操练的重甲步兵（步人甲）、强弩手、炮手等技术兵种，仍以汉军为主，至少保证队正以上军官为汉人。
这些汉军多是从川陕各军抽调来的西军老兵，或是吴挺从蜀中招募的敢战之士，训练有素，令行禁止，是军阵的骨架。
骑兵，则大量吸收归附蕃部中的善骑射者。
朔方军新设“蕃骑营”，每营定额五百骑，兵员主要来自归附各部。
营指挥使、副指挥使可由作战勇猛、忠诚可靠的蕃人酋长子弟或将领担任，但必须配备汉人“监军”或“教导”一员，负责传达军令、监察军纪、教授阵型。
同时，从汉军中选拔善于骑射者，加入蕃骑营，担任基层军官（如都头、押队），既利于控制，也能相互学习。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悍宋：朕，赵构，不做昏君！请大家收藏：(m.qbxsw.com)悍宋：朕，赵构，不做昏君！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