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桌上没有纸张——纸张易燃且易产生静电。取而代之的是几块表面打磨光滑的黑色石板，上面用特制的、不会产生火花的石笔写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数字。旁边摆放着几个陶盘，里面盛放着不同的原料样品：一种是从墙角堆积的、颜色灰白带有苦咸味的土硝中提炼、重新结晶出的、晶莹如雪的硝石颗粒；一种是来自火山地区或特定矿脉、经过提纯的淡黄色硫磺粉；最多的是几种颜色和质地略有不同的黑色粉末——木炭。
杨亮的目光首先落在那些数字上。那不是这个时代常见的罗马数字或粗糙的计数符号，而是他亲手传授的阿拉伯数字和简单算式。其中一行清晰写着：“硝：74.8；硫：10.5；炭：14.7”。旁边还有几行稍小的注记：“柳炭（三年生，窑温380-400，焖七日）”、“杨炭（两年生，速燃）”、“实测破石力较初方（75：10：15）增约十一成半”、“烟色浅灰，残渣少”。
三十年。杨亮的手指轻轻拂过石板冰凉的表面，思绪不由得飘回他们刚刚在此地立足、面对蛮荒与威胁的早期。最初的“火药”，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一种吓唬人的爆竹。依靠的是穿越前几乎人人都知道的、极其粗糙的口诀：“一硫二硝三木炭”。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将能找到的硝土（厕所、猪圈墙角刮下来的）、硫磺块（偶然从商人那里换到的、杂质极多的“硫石”）、以及随便烧制的木炭，按照这个大概的比例混合，用石臼胡乱捣几下。做出的东西，点然后往往是“噗”的一声，冒出一大股呛人的浓烟，火光黯淡，威力不大。
转机来自于那几本被反复翻阅、边角都快磨烂的“神书”。其中一本关于“军地两用”的册子里，有专门的一节，讲“黑火药的配制与注意事项”。里面提到了更精确的重量配比（百分比），提到了原料纯度的重要性，提到了“颗粒化”工艺（用蛋清或米汤将粉末湿润后造粒、晾干，以改善燃烧速度和一致性），甚至提到了不同用途（发射药、爆破药）的细微调整。
书是死的，世界是活的。书上的知识给出了方向和原理，但具体的材料、工艺参数，需要在这个中世纪的环境里一点一点去试，去验证，去摸索。
最核心的原料——硝石，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提纯流程：收集硝土、水浸、过滤、多次熬煮结晶，才能得到较为纯净的硝酸钾。硫磺的提纯相对简单，但来源一直受制于贸易。而木炭，这个看似最普通、最不起眼的成分，却让他们投入了最多的实验精力。
早期随便用什么木头烧的炭，做出的火药性能极不稳定，有时猛烈，有时哑火，烟雾还特别大。杨亮意识到，木炭不仅仅是燃料，它的微观结构、含碳量、灰分、燃烧速度，直接决定了火药燃烧的均匀性和爆发的力量。
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沉默而细致的“烧炭实验”开始了。他们选取了庄园附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树种：松、柏、柳、杨、桦、橡、椴……严格控制树木的年龄、砍伐季节、晾干时间。然后建造了数座小型、温度可控的炭窑，记录下不同的焖烧温度（从300度到500度）和焖烧时间（三天到十天）。每一窑烧出的炭，都取样研磨，按照固定比例与提纯好的硝、硫混合，制成小批量试验火药。
测试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采石场和后山开辟的专用试验场。用固定大小的陶罐（模拟手雷壳体），装入定量火药，插入药捻，封口，置于同样规格的石块或夯土墙前引爆。通过测量碎石飞散的距离、墙壁的破坏程度、爆炸声响的清脆度、烟雾的颜色和残留，来评判火药性能。数据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防水的羊皮上。
过程漫长而枯燥，失败远多于成功。有的配方燃烧太快，几乎将陶罐炸成粉末但破片效果差；有的燃烧太慢，闷响一声，只是将陶罐崩开；有的烟雾浓黑呛人，暴露目标；有的残渣多，容易堵塞炮膛。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对比和调整，最优的组合浮现出来。硝石纯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颗粒大小要均匀。硫磺的比例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易吸湿、燃速慢、烟雾大，少了则点火困难、威力不足。而木炭，他们发现，生长速度较快的柳木（尤其是三年生左右的），在特定窑温下（约380-400度）焖烧约七天所得的炭，质地轻盈，孔隙均匀，研磨后与硝硫混合性极佳，制成的火药燃烧稳定、迅速、烟雾呈浅灰色、残渣少。其威力，比起最早那批“一硫二硝三木炭”的粗制混合物，根据采石爆破的对比估算，足足提升了五成有余。若是再将这精研的粉末，用极稀的米汤稍稍湿润，在特制的、包铜的筛床上筛成大小均匀的颗粒，阴干后使用，其燃烧的同步性和产生的气体压力（无论是推动炮弹还是炸裂壳体）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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