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计算与现实脱节。杨家庄园里看似简单流畅的流程——从原料入库到生产组织,从质量把控到市场销售——到了他这里,每一步都布满看不见的陷阱。他缺的不是知识的大致方向,而是支撑这些知识得以实现的整个系统:那些经过基础培训、理解简单指令、有一定主动性的劳动者;那些稳定可靠的原料供应渠道和初级加工能力;那些尊重基本规则、有一定契约意识的交易对象;乃至整个社会对“新事物”稍微开放一点的心态。这些在杨家庄园是潜移默化的基础,在这里却是稀缺的奢侈品。
三年多时间,他像唐吉坷德般冲向一个个风车,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和越来越响的“不务正业”、“异想天开”的议论。连一向疼爱他的母亲,看他的眼神也多了忧虑和不解。哥哥,爵位继承人罗贝尔,则毫不掩饰其轻蔑与嘲讽,认为这个弟弟在东方的几年把脑子学坏了,成了家族的耻辱。仆役和下人们表面恭敬,背后却窃窃私语。他成了领地里的一个“异类”,人嫌狗烦,只有汉斯和布伦特依旧沉默地跟随左右,但他们的眼神里,有时也会掠过一丝对阿勒河谷那些井然有序岁月的怀念。
深深的挫败感几乎将他淹没。他开始怀疑自己在杨家庄园学到的一切是否只是镜花水月,只存在于那个与世隔绝的山谷里。强烈的念头在他心中升起:回去,回到杨家庄园去,那里才有他能够理解、也能够理解他的秩序。他宁愿在那里做一个普通的庄客,管理一片田垄,或者在工坊里操作机器,也好过在这里当一个格格不入、无所适从的“贵族少爷”。
就在他几乎要下定决心再次东行时,瘟疫的阴影如同死神的长袍,笼罩了整个阿基坦,也笼罩了图卢兹。
起初,父亲和哥哥对这场“热病”不以为意,认为是寻常的时疫,靠祈祷和放血就能度过。卡洛曼却立刻想起了杨家庄园里反复强调的卫生条例,想起了那些关于隔离、焚烧污染物、保持清洁水源的严肃教导。他焦急地提出建议:封锁出现病例的村庄,将病患集中隔离在远离水源的下风处,焚烧死者衣物和寝具,组织人手清理城市污秽,提倡(甚至强制)用沸水清洗食具和包扎伤口的布条……
回应他的是看疯子一样的眼神。“隔离?上帝的子民怎能被抛弃?”“焚烧衣物?那是财产!”“清理污秽?那是贱民的工作!”哥哥罗贝尔更是斥责他:“卡洛曼,你是不是被那些异教徒的巫术迷惑了心智?除了祈祷和忏悔,没有什么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卡洛曼第一次在家族议事中激动地反驳,引用他在杨家庄园看到的实例,甚至近乎失态地喊道:“那不是巫术!那是避免更多人死去的方法!我在那里见过他们如何应对疾病!”
争吵毫无结果。疫情却以可怕的速度蔓延开来。庄园开始有人死去,城堡里的仆役也出现了病征,恐惧如同冰水浸透了每个人。当父亲的贴身侍从也倒下了高烧时,侯爵贝尔纳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慌乱。
无奈之下,卡洛曼在父亲直属的一个小庄园里,强行实施了有限的隔离和清洁措施。他将患病的农奴集中到废弃的谷仓,命令健康者不得靠近;派人每天焚烧石灰处理污物;要求所有人饮用煮沸过的水。他甚至动用自己最后那点可怜的权威和积蓄,熬制了一些杨家庄园常用的、用于清洁的简易草药水。
效果是缓慢显现的。相比其他完全陷入混乱和绝望的庄园,这个小庄园的疫情蔓延速度明显减缓,死亡人数也少了很多。消息传回城堡,侯爵在病榻上(他幸运地只患了轻症)沉默了许久,终于将信将疑地给予了卡洛曼更大的权限,让他协助处理领地的防疫事务。
接下来的两年,是卡洛曼人生中最为忙碌、也最为矛盾的时期。他不再是那个空谈改革的异类,而是成了在死神阴影下挣扎求生的实际组织者之一。他制定的许多措施,在铁一般的死亡威胁下,被强制推行。尽管阻力重重,尽管效率低下,尽管不断有人因不理解或偷懒而违反规定导致疫情反复,但渐渐地,一些方法和观念还是被艰难地接受了一部分。图卢兹领地的损失,相比周边某些完全失控的地区,确实要轻一些。
瘟疫的潮水逐渐退去,卡洛曼因为这段时期的作为,意外地赢得了一些尊重。农奴们看他的眼神不再是纯粹的漠然或嘲笑,多了些复杂的感激与畏惧。父亲和哥哥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他的理念,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方法“似乎有些用处”。老管家甚至会就一些善后事宜征询他的意见。
然而,卡洛曼自己心里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短暂的“成功”,并非源于他带来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或管理,而是源于极端灾难下,人们被迫接受了最原始的生存法则。一旦危机过去,旧有的习惯、惰性和权力结构会迅速反弹,将一切打回原形。他就像一个用东方式榫卯,勉强加固了一下摇摇欲坠的哥特式建筑的人,看起来起了点作用,但建筑的根基、结构和材料,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与他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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