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鑫的思路被寒风裹挟而来的虎啸声打断。他条件反射地疾步向前，摘下墙上挂着的弓矢，反身来到门口，蹲伏着侧耳细听。
过了许久，虎啸声才再次响起，但似乎远了许多。关鑫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他活动活动发麻的双腿，站起来，把弓矢重新挂回墙上，坐回火塘边，把汗湿的双手伸向暖热的火塘。
古人活得太不容易了！关鑫不由感慨道。我们置身的是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况且如此，那么更古远的人类岂不是更不容易！
最出名的古人应该就是北京周口店猿人了吧？山顶洞人就是他们的延续。
华北周口店的山顶洞人（距现代2.7万年至3.4万年之间）已经学会缝衣御寒，用穿孔的贝壳做装饰物。从山顶洞人死后埋葬于洞穴的下室，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宗教仪式。巧合的是贝加尔湖新石器时期的基托伊文化（距现代8000年到6200年）也有往死者身上撒赭石粉的特点。赭石是氧化物类矿物刚玉族赤铁矿，主含三氧化二铁（Fe2O3），由此推测基托伊古人应该和山顶洞人有着渊源。
基托伊文化得名于安加拉河右岸支流基托伊河河口的墓地。基托伊人和兴隆洼人一样制造并使用玉器，他们用萨彦岭出产的玉料制作玉锛﹑玉斧，并在矛头上嵌玉刃。另外，基托伊人还掌握了切割大块玉料的技术。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周边地区透闪石主要有两处矿藏：伊尔库斯克州南部的东萨彦岭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东北部外兴安岭以西的维季姆河支流地带。
呼伦贝尔地区的哈克文化玉器，吉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科尔沁地区的哈民忙哈、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玉器中都有来源于贝加尔湖的闪石玉。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以及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玉器中也出现一些疑似贝加尔湖闪石玉质者。
考古发现证实东北亚除了岫岩的玉石之路，还有贝加尔湖的玉石之路。距现代八千年前开始的玉石文化的北界已经到达贝加尔湖畔。也许正因为玉石文化的繁荣，基托伊文化才可以延续近两千年。
贝加尔湖的玉石之路除了向南到达红山文化区和龙山文化，还向东到达了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鬼门洞及日本福井桑野遗址。这条向东的玉石之路可以由考古发现证实：兴隆洼、鬼门洞和桑野出土的玉器不仅相似，而且通过砂、绳、水结合的方式对玉器进行加工的技术也相似。
东北亚的史前玉石之路和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文化都对之后华夏的玉石文化和龙图腾文化产生了无法辩驳的影响。
《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既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丘鸟】久、文贝、离俞、鸾鸟、皇鸟、大物、小物。有青鸟、琅鸟、玄鸟、黄鸟、虎、豹、熊、罴、黄蛇、视肉、?瑰、瑶碧，皆出卫于山。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
有胡不与之国，烈姓，黍食。”
烈，姓氏，共有两个来源，其一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第二个渊源：源于古挹娄国，出自上古时期胡不与国族姓，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郡望堂号有乐浪、辽东等。
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挹娄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挹娄人居穴屋，所以被称为“挹娄”，并非自称，史料记载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挹娄人向中原王朝纳贡时仍旧自称为肃慎。
考古证实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凤林古城遗址是两千年前汉魏时期挹娄人王城之所在，七星祭坛是东北亚最大天文星座祭祀场所遗址。那么《山海经》中的胡不与之国应该就在现代的双鸭山及其周围地区，如此推测附禺之山和帝俊竹林所在的丘也应该在双鸭山附近。
汉字“封”初文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像是在土堆上种树。封的本义是种树。古代诸侯受命建国后，即在所封疆土的边界上培土种树，故引申为边疆、边界。后来又引申指给予称号或官爵，再引申为禁止、限制等。由禁止、限制等意义引申为堵塞、封闭、包裹等。
汉字“沈”（拼音：chén，shěn）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字形状似一头牛浸没在水中，这是一种古代的祭礼，后世多用其“沉没”的意思，读chén。“沈”后讹变作“沉”，而且两个字有了分工：“沈”读shěn，用于姓氏，又是西周诸侯国名；“沉”读chén，表示沉没等义。
从字源分析《山海经》中的封渊和沈渊很可能是泻湖（xì hú）。泻湖是被沙嘴、沙坝或珊瑚分割而与外海相分离的局部海水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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