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吴良友带着母亲去了兴旺煤矿旧址后面的山坡上。
车停在老矿区外面的简易公路上，剩下的路要步行。
母亲走得慢，但每一步都很稳，她手里拄着一根竹竿做的手杖，是吴良友在路边折的一根粗壮的老竹，削掉了侧枝，打磨了断面。
她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藏蓝色外套，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在耳后，换了一双软底的布鞋，鞋底是新的，踩在碎石路上几乎没有声音。
吴良友走在她旁边，手臂虚虚地护着，没有扶她，只是随时准备着在她需要的时候伸出手。
父亲的坟在第三采区上方那片茶园边的山坡上。
位置很好，朝南，冬天晒得到太阳，夏天有山风吹过，从坟前能看到远处层层叠叠的山脉在天际线上起伏。
坟不大，用青石砌了墓圈，石头边缘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绿茸茸的。
坟头上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草，开着细小的黄色野花，五月的花比四月的更多了，星星点点地散落在青草之间，像被风吹落的碎金。
墓碑是青石的，被擦得很干净，碑上的字迹经过三十多年的风吹日晒依然清晰——
“先父吴广生之墓”，旁边刻着生卒年月，还有一个括号里刻着“享年四十三岁”。
母亲在坟前蹲下来，动作很慢，先用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扶着墓碑的底座，然后缓缓地弯下腰，最终蹲稳了。
她把布兜放在膝盖前面的地上，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一小碟花生米、三根香、一壶她自己泡的米酒，还有一个白瓷小碗。
她把香点燃，插进碑前的香炉里，香炉是青石的，里面还有上次烧剩的香灰。
她把米酒倒进白瓷小碗里，然后把碗端起来，把酒慢慢地洒在碑前的泥地上，酒液渗进泥土里，留下深色的湿痕。
最后她把花生米摆成一排，一粒一粒地摆，间距均匀，像是小时候她给吴良友摆棋子一样认真。
她蹲在那里，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风吹过来，把她花白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她用手拢了拢，别回耳后，然后继续看着墓碑。
她就那样安静地看着碑上的名字，看了很久很久，久到那三根香烧了将近一半，香灰积了长长的一截，被风吹落下来，落在青石墓圈上，碎成细细的粉末。
吴良友站在后面大约十步远的地方，没有走过去。
他站在一棵老茶树旁边，那棵茶树的主干已经有碗口粗了，树皮上覆着一层灰绿色的苔藓。
他看着母亲的背影——
那件藏蓝色外套在阳光下微微泛着光，她的肩膀微微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弯了但没有折断的老树。
他的目光越过母亲，落在墓碑上那行字上，“享年四十三岁”——比他现在的年纪还小。
父亲走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而他已经活过了父亲的全部年岁。
母亲在坟前大概待了半个小时。
她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发麻，扶着墓碑缓了一会儿才站稳，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然后她转过身朝吴良友走过来，走得很慢，一步一顿，但每一步都很稳，竹竿手杖在碎石路上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
走到他面前时，她抬起头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但表情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种淡淡的释然。
她说了一句话：“良友，你爹在那边告诉我，他安心了。你做的事情，他看到了。”
吴良友没有回答。
他伸手扶住母亲的手臂，那只手臂细瘦而温热，隔着藏蓝色外套的布料能感觉到下面薄薄的肌肉和骨头的轮廓。
他扶着母亲，带着她慢慢往山坡下走。
茶园里的茶树正在发芽，嫩绿的新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一片一片地从老枝上冒出来，从蜷曲的芽苞慢慢展开成完整的叶片。
空气里有茶叶特有的清香和泥土的潮湿气息混合在一起，温和而好闻，像一杯刚泡好的清茶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山坡上。
母亲走得很慢，脚步很稳，走了一段路后她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山坡上的那座坟，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没有说任何话。
那天下午，吴良友回到了办公室。
桌上堆着几份需要他签字的文件和一份沈红发来的加密简报。
简报是关于红旗岭老矿区的区域地质资料汇编，附了几张六七十年代的矿区平面图和九十年代关停后的航拍照片。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打开那几份地质资料一张一张地翻看，把红旗岭的区域地形图跟老鸦沟的地质剖面图放在一起并排摆着，两张图纸之间横跨了两百公里的距离，但纸张上的线条和标注有着某种隐秘的相似性。
红旗岭的地形跟老鸦沟完全不同。
老鸦沟是深切的谷地，两壁陡峭，地下构造以煤系地层和深灰色透镜体为主。
而红旗岭是平缓的丘陵，地表覆盖着厚厚的风化层，红色和黄色的粘土层在航拍照片上像被打翻的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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