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清晨，拒马河南岸。
晨雾在河面上缓缓流动，像一条慵懒的灰白色带子。河水湍急，撞击着断桥的残桩，发出沉闷的轰响。陈锐趴在河岸一处土坎后面，举着缴获的日军九三式望远镜，仔细扫描着对岸的每一处细节。
望远镜的视野里，对岸桥头堡的轮廓逐渐清晰：用沙袋和圆木垒成的环形工事，大约三四十米宽，中间突出部位架着一挺九二式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河面。工事后面，能看到几个钢盔在晃动，是日军特有的黄色帆布罩。更远处，几面旗帜有气无力地垂着——最显眼的是那面太阳旗，旁边还有一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五色旗”，但让陈锐瞳孔微缩的是，在工事侧后方一根临时竖起的木杆上，竟然飘着一面簇新的青天白日旗。
“看见那面旗了吗？”陈锐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赵守诚。
赵守诚接过来，看了几秒，脸色沉了下来：“这是摆给我们看的。告诉咱们，他们现在‘听候国军接收’。”
“做他娘的梦。”一旁的一营长李铁柱啐了一口，“这桥是咱们用血趟过来的，现在想换面旗子就混过去？”
陈锐没说话，目光转向南边。大约一里外的山坡小路上，那支国民党军部队已经停了下来，正在构筑简易阵地。望远镜里能看清，对方装备精良，士兵戴着德式钢盔，轻重机枪配置齐整，甚至还拖着两门迫击炮。一个骑着枣红马、披着校官呢子大衣的人，正在阵前用望远镜向这边观察。
“那是阎老西的人。”侦察排长凑过来低声道，“看旗号，是晋绥军暂编第15师的一个营，营长叫王振彪，外号‘王扒皮’，在山西跟咱们摩擦过几次。”
三方势力，隔河相望，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僵持。河对岸的日伪军兵力不明，但据守险要；南边的国民党军虎视眈眈；己方部队虽士气高涨，但缺乏重武器，渡河工具还在紧急准备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太阳升高了些，驱散了部分雾气，河面反射着刺眼的光。对岸工事里传来几声日语吆喝，像是军官在训斥士兵。南边国民党军阵地上，有几个士兵冲着这边指指点点，隐约能听到哄笑声。
“团长，工兵连长报告，水流太急，现有的木头和门板不够，浮桥至少要三个小时才能搭起一段。”通讯员猫着腰跑来。
三个小时。足够对岸的敌人加固工事，也足够南边的“友军”做出反应。
赵守诚压低声音：“老陈，硬冲损失太大，是不是先派人喊话？伪军里应该有心向我们的。”
陈锐盯着河面，脑子飞快转动。前世记忆里那些战例、战术原则，与眼前的地形、敌情、我情迅速结合、筛选。突然，他目光落在河上游约三百米处——那里有一片茂密的芦苇荡，河水在那里拐了个弯，水流相对平缓。
“李铁柱。”
“到！”
“你带两个班，绕到上游芦苇荡后面，弄出动静来，越大越好，做出要武装泅渡的样子。记住，是佯动，吸引敌人火力。”
“明白！”
“沈弘文呢？”
“在这儿！”沈弘文从后面猫腰过来，脸上还沾着油污。
“你手下懂电台的，能不能模仿日军的发报节奏？不用懂内容，只要模仿那个‘嘀嘀嗒嗒’的调子。”
沈弘文一愣，随即眼睛亮了：“能！我们有缴获的日军电台和密码本，虽然大部分译不出，但发报节奏可以模仿！”
“好。带上电台，到河边那个高坡后面，找个显眼位置，把天线架起来，用日军常用频率，随便发点什么。然后，”陈锐转头对赵守诚说，“守诚，这得你出面。找两个嗓门大的，最好是本地口音的战士，到河边喊话——不喊别的，就喊‘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有令，所有部队立即向八路军缴械，国军已与我军达成移交协议’。”
赵守诚立刻明白了：“攻心计。真假混杂，让他们自乱阵脚。”
“对。南边那支‘友军’……”陈锐望向国民党军阵地，冷笑一声，“通讯员，去告诉侦察排，派两个人，举着白旗过去传话——就说八路军陈锐团长，请国军王营长过来‘共商受降大计’。态度要客气，但话要硬：就说此地日伪军已与我军接洽投降，请友军保持距离，以免发生误会。”
命令一道道传下去。部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运转。
上游很快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李铁柱带人把鞭炮放在铁桶里炸，弄出机枪扫射的动静，战士们故意在芦苇丛里晃动身体。对岸日军阵地立刻一阵骚动，重机枪调转了方向，朝上游盲目扫射。
与此同时，沈弘文带人在高坡后架起了那台缴获的九四式电台，天线高高竖起。发报员戴上耳机，手指在电键上快速敲击，模仿着日军通讯那种特有的、急促的节奏。阳光下，天线反射着金属光泽，异常显眼。
赵守诚亲自挑选的喊话组到了河边。两个原籍保定的战士，用铁皮喇叭对着对岸，用本地土话和半生不熟的日语交替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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