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梁山忠烈堂偏厅里堆满了竹简和纸张，几乎没处下脚。裴宣坐在案后，面前摊开十几卷文书，他手里拿着朱笔，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第五条：凡偷盗财物，价值一贯以下，杖二十；一贯至十贯，杖四十；十贯以上，杖八十，追赃还主。”他念完这段，抬头看向对面，“主公，这条是不是太重了？一贯钱不过一斗米，偷一斗米就杖二十，会不会……”
对面，陆啸正蹲在地上翻找一卷旧籍——那是从东平府衙门里抄来的《宋刑统》。闻言头也不抬：“重？裴宣兄弟，你想想，咱们梁山现在有多少人？三州八县，军民加起来三十多万。要是偷一斗米不重罚，明天就有人敢偷一石，后天就有人敢抢粮仓。乱世用重典，不能手软。”
裴宣犹豫：“可百姓贫苦，有时实在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可以来梁山做工，可以领救济，但不能偷。”陆啸终于找到那卷书，拍拍灰尘站起来，“咱们制定律法，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让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律法要严，但执行可以酌情——比如初犯、生计所迫，可以减刑，但必须记录下来，再犯加倍。”
这时，时迁探头探脑地进来，手里端着两碗茶：“主公，裴先生，歇会儿吧？这都熬了三天了。”
陆啸接过茶，笑道：“时迁兄弟，你来得正好。咱们正在定《偷盗律》，你是行家，给提提意见？”
时迁脸一红，放下茶碗就要溜：“主公说笑了，属下早就金盆洗手……”
“别走。”陆啸叫住他，“真需要你意见。你说，一个小偷，最怕什么？”
时迁挠挠头，讪讪道：“最怕……怕被逮住呗。逮住了轻则挨打，重则送官。”
“那怎么才能少被逮住？”
“这个……”时迁眼珠一转，“得挑时候，得看人，得熟悉地形，得手快脚快。还有，不能贪，偷点小钱够花就行，偷多了容易出事。”
陆啸和裴宣对视一眼，都笑了。
“听见没？”陆啸对裴宣道，“律法不仅要罚，还要防。咱们可以加一条：凡商铺、仓库，夜间需有人值守；贵重物品需登记造册；市集设巡捕，定时巡查。这叫‘以防为主，以罚为辅’。”
裴宣提笔记下，又问时迁：“时迁兄弟，若你偷了东西被逮住，希望怎么处置？”
时迁认真想了想：“要是俺，希望别当众打，太丢人。罚钱、罚干活都行，只要给条活路，别一棍子打死。”
“好。”裴宣点头，“那就加一款：初犯且情节轻微者，可罚金、罚劳役替代杖刑，但须公示三日，以儆效尤。”
时迁听得一愣一愣的，忽然道：“裴先生，您这律法要是早出来几年，俺可能就不当贼了。”
陆啸大笑：“现在也不晚！从今天起，你时迁就是梁山‘潜行司’的都头，专抓小偷小摸，怎么样？”
“啊？”时迁傻眼了，“让俺抓贼？”
“对，以贼抓贼，最是拿手。”陆啸拍拍他肩膀，“去吧，先把咱们梁山内部的治安管起来。”
时迁晕乎乎地走了，边走边嘀咕：“这叫什么事儿，鼓上蚤改行当捕快了……”
接下几日，忠烈堂成了梁山最热闹的地方。各营头领、各坊管事、各县令，都被叫来议法。起初大家还拘谨，后来发现陆啸真让大家说话，就都放开了。
这天议到《军律》。
林冲先发言：“主公，咱们梁山军现有《十七条禁律》，是当年晁天王定的。简单明了，如‘临阵脱逃者斩’‘不听号令者斩’，执行起来痛快。”
鲁智深拍桌子：“痛快是痛快，可洒家觉得太糙！比如‘不听号令’，啥叫不听？是没听见，还是故意不听？是将军下错了令，还是士卒听错了令？一刀切，容易冤枉人。”
关胜捋着长髯道：“鲁大师说得在理。末将在朝廷禁军时，见多了军官借‘不听号令’整治异己。咱们梁山得细化，比如分‘违抗军令’‘延误军令’‘误解军令’，处罚也不同。”
卢俊义补充：“还有军功评定。现在是谁砍的人头多，谁功劳大。可有些士卒负责掩护、负责断后，没砍人头，难道就没功？这不公平。”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陆啸静静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敲敲桌子。
“诸位说的都有理。军律确实要改，但要把握度——太细了，束缚手脚；太粗了，容易不公。”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地图前，“咱们改军律，要围绕一个目的：让将士们知道，只要奋勇杀敌、服从指挥、团结同袍，就有功；反之，就有过。功过分明，赏罚分明。”
他转身道：“我建议，军律分三部分。一《作战律》：管打仗时的规矩，核心就一条——服从指挥，但允许下级在极端情况下临机决断。二《军功律》：不光看人头，还要看任务完成情况、战果大小、自身伤亡。设‘集体功’和‘个人功’。三《日常律》：管军营里的吃喝拉撒，要严，但不能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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