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刚过，黄土坡落了场轻雪，老槐树的枝桠上积着薄薄一层白，像撒了把碎盐。窑里却暖得像个蒸笼，火塘里的枣木柴烧得“噼啪”响，把墙上“红玉慈善基金会”的铜牌映得发亮。八仙桌被拼成了长桌，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上面摆着粗瓷碗——每个碗里都盛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旁边一小碟什锦酱菜，是聂红玉特意吩咐厨房做的，说“开会就要吃实在的，才好说实在话”。
“聂奶奶，人都到齐了。” 基金会的秘书长周敏拿着签到表走进来，她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头发束得整齐，“有咱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还有三位受助者代表，小石头会长和念红先生也都到了。”
聂红玉坐在主位的竹椅上，腿上盖着柳氏当年织的粗布毯，手里摩挲着沈廷洲的旧军帽——今天特意带来的，帽檐内侧的“沈廷洲 1965.3”字样，被热气熏得有些模糊。“都坐吧。” 她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力，“不用拘谨，就像在自家炕头一样，玉米糊凉了就不好喝了。”
众人纷纷落座，沈念红给聂红玉添了点热水，“奶奶，您要是累了就说一声，咱们中间歇会儿。” 他身边坐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手指紧张地攥着衣角，是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生，叫赵磊，父亲去世，母亲残疾，靠基金会的助学金读完了大学，现在在“红玉”的技术部实习。
“先让受助者代表说说吧。” 聂红玉看向坐在最边上的李娟，“李娟，你先说。你是基金会帮的第一个农户，说说现在的日子。”
李娟红了眼眶，她穿着一身碎花棉袄，袖口还缝着补丁，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刚卖菜的钱。“聂奶奶，要不是您的基金会，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她哽咽着说，“前年我男人车祸瘫痪，欠了几十万外债，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要治病，我当时站在河边，都想跳下去了——就像您说的，被生活打倒了，爬都爬不起来。”
窑里静悄悄的，只有火塘里的柴块“噼啪”响。李娟从布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基金会给我送了菜苗，帮我建了暖棚，还教我网上卖菜。现在暖棚里的菜长得好，一个月能赚八千多，外债还得差不多了，孩子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 她举起照片，“这是我的暖棚，这是孩子的奖状，都是您和基金会给的。”
聂红玉点点头，拿起桌上的酱萝卜，“李娟，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你家吗？你家的锅都快揭不开了，孩子饿得起不来床，你却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煮给我吃。” 她的声音软了下来，“那时候我就想起1968年的自己，穿越到黄土坡，成分不好，婆家嫌弃，原主跳河自杀，我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比你现在还难。”
这话勾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周敏拿出笔记本，“聂奶奶，您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事吧。我们总听小石头会长说，却不知道您当年具体是怎么熬过来的。”
“怎么熬？靠玉米糊，靠酱菜，靠不放弃的念头。” 聂红玉放下酱萝卜，“那时候窑里冷得结冰，柳氏——就是我婆婆，一开始不待见我，说我是‘地主婆’，不给我饭吃。我抱着三岁的小石头，饿了三天，差点没挺过来。” 她看向小石头，“你那时候瘦得像只小猫，拉着我的衣角说‘娘，我不饿’，我心里比刀割还疼。”
小石头的眼眶红了，“娘，我还记得，您那时候去挖野菜，回来煮野菜粥，自己不吃，都给我和奶奶。” 他拿起玉米糊，“后来您优化生产队的炊事流程，把野菜做得好吃，赚了工分，才换了第一袋玉米，熬了顿正经的玉米糊，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饭。”
“光有玉米糊还不够，得有奔头。” 聂红玉继续说，“我前世是酒店经理，懂食材处理，知道怎么把粗粮细作，怎么把野菜做得可口。那时候钟守刚——生产队的副队长，嫉妒我，扣我的工分，说我‘搞资产阶级作风’，还偷偷把我的野菜筐扔了。”
“我去找他理论，他把我推倒在泥地里，说‘你一个地主婆，还想翻天？’ 我爬起来，抹了把脸上的泥，告诉他‘我不是地主婆，我是沈廷洲的媳妇，是靠双手吃饭的人’。” 聂红玉的声音提高了些，“那时候我就想，我不能倒下，我倒下了，小石头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赵磊听得握紧了拳头，“聂奶奶，您真勇敢。我去年创业失败，欠了几万块，觉得人生没希望了，是您的基金会给了我助学金，还帮我找了工作。现在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那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
“困难没有大小，被打倒的时候，都是天塌下来的感觉。” 聂红玉看向赵磊，“但天不会真的塌，只要你肯站起来，就有希望。” 她拿起沈廷洲的军帽，“后来沈廷洲——我丈夫，退伍回来了，他是个军人，耿直，硬气。他看到我被欺负，直接去找钟守刚，把他按在泥地里，说‘我媳妇靠双手吃饭，谁敢动她，就是跟我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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