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细雨浸润着桑麻，也浸润着悄然扩展的“匠作”星火。有了皇帝那句“也可照着样子，仔细着办”的默许，李之藻与宋应星在江南的行动，便多了几分底气。他们不再局限于吴江、松江的两处试点，开始有选择地将改良的触角，伸向邻近州府的官营织造局。
这一次，他们带来了更成熟的方案。不仅仅是安装水转连机，而是根据各织造局主要产品（绸、缎、绢、罗）的不同，对提花机、织机进行针对性的小幅改良——或是调整梭道以增加效率，或是改进打纬机构以使织物更紧密，或是简化某些复杂花本的织造程序。这些改良大多基于宋应星收集的老匠人口诀和图谱，经过反复试验验证，改动不大，却往往能提升一两成效率，或显着改善品相。
李之藻精于算学，他为每一处改良都建立了清晰的账册：改良所需物料工费几何，预计提升效率几何，折合可增税利几何。账目清楚明白，令人难以驳斥。同时，他严格执行徐光启“增利安民”的指示，要求接受改良的织造局必须妥善安置因效率提升而“富余”的匠役，或转岗，或培训操作新机，工钱不得降低。此举虽增加了初期推行难度，却从根本上减少了底层匠役的抵触，也让那些试图以“夺人生计”煽动事端的流言不攻自破。
星星点点的改良，在苏松杭嘉湖等地官营织造系统中缓慢铺开。带来的实际效益如同涓涓细流，虽未汇聚成江河，却已让相关衙门的库房里多了些实实在在的银钱，也让宫里司设监、针工局采办的官员们，感受到了贡品质量那不易察觉的提升。
徐光启在北京，稳坐钓鱼台。他通过李之藻的定期密报和工部渠道，密切关注着每一处改良的进展与成效。他将这些零散的成功案例，精心提炼，化作向皇帝汇报时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陛下，江南织造诸局，依前旨试行匠作改良，各处略有进益，料今岁贡缎成色或可更佳，所费亦略减。”
万历皇帝听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这“匠作”之事，似乎真的成了件“不惹麻烦，反有小利”的好事。他甚至在某次内帑用度吃紧时，下意识地问了张宏一句：“江南那边……今年能多解进来些么？”
张宏只能含糊应答：“奴婢督促着，应能比往年略增。”心中却暗叹，徐光启这条路，怕是越走越稳了。
然而，就在江南的“织机衍进”按部就班之时，一份来自遥远北疆的紧急文书，打破了文渊阁的相对平静。
文书是孙承宗以八百里加急直送兵部并抄送内阁的。内容并非警报——辽东依旧平静，努尔哈赤称臣后颇为安分。但孙承宗提出了一个尖锐而实际的问题：关宁锦防线戍守将士，常年驻守苦寒边墙，棉甲、军衣磨损极快。以往多靠内地调拨，但漕运耗费巨大，且内地棉布质料参差不齐，往往不及一冬便需更换。孙承宗请求朝廷，能否在辽东就地筹办棉纺，至少部分解决军需，以节省转运之费，保障被服及时。
兵部将文书转至内阁，几位阁臣议论纷纷。在辽东办纺织？谈何容易！气候不宜，工匠缺乏，原料（棉花）也需内地输入，怎么看都是得不偿失。
但徐光启的目光，却牢牢锁在了“节省转运”、“保障及时”这几个字上。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或许是一个将“匠作改良”之风，吹向更广阔天地的绝佳契机！辽东军需，是皇帝和朝廷最为关心的事项之一，若能在此事上展现出“匠作”的威力，其意义远非江南织造增税可比。
他立刻调阅了近年辽东军需被服的调拨记录和费用明细，又找来户部、工部相关卷宗。经过连夜核算，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成形。
次日，徐光启在内阁正式提出议议：“孙督师所请，着眼实务，其情可悯。然辽东苦寒，贸然设场纺纱织布，确非易事。臣有一议：或可另辟蹊径。江南改良之新式纺机、织机，效率数倍于旧式。若能在辽东择一近水、避风、便于防守之处，设一专司军需之‘被服工坊’，自内地运入棉花，招募少数工匠，专司操作新式机具，则产出之效，或可数倍于寻常人力。如此，虽仍需内地运棉，然制成被服之数大增，转运次数大减，长远计，或反能节省漕运之费，更可及时保障边军供给。此乃以‘巧力’代‘蛮力’，以‘新器’补‘地利’之策。”
他再次祭出了数据：对比了传统人力在辽东的预期产出与新式机具的估算产出，计算了漕运棉布与被服、以及漕运棉花至辽东再加工所需运力的差异，甚至估算了设立这样一个“被服工坊”的大致费用和预期节省。
账目依然清晰，道理依然务实。但这一次，涉及的不再是江南的税利，而是辽东的军需，是皇帝和兵部最敏感的神经。
阁中一时寂静。有人觉得此议太过异想天开，辽东那地方，机器能顶用？有人则看到了其中节省转运、保障供给的潜在好处，尤其是徐光启那套看似严密的测算，让人难以立刻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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