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
首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束第二天。
香江，中环，戴尔亚太区总部。
会议室里，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
亚太区总裁、大中华区负责人、法律顾问、财务总监、公关总监、供应链主管……几乎所有核心高层悉数到场。
主位上的戴维·陈脸色难看，明显一夜没睡。
“耻辱！”戴维·陈猛地一拍桌子，震得咖啡杯哐当作响。
“一个刚加入 WTO 的华夏市场！被一个搞互联网的毛头小子！”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们的方案批得一文不值！还搞了一个什么振兴基金！”
“戴维，冷静点。”视频会议的大屏幕上。
奥斯汀总部的高级副总裁，一位头发半白的白人老者开口道。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总部对这次事情的进展非常、非常不满意。”
“董事会已经在过问，为什么一个十拿九稳的收购，会变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们需要补救方案。”
“要什么补救方案？”戴维·陈被气笑了，“上一次是谁要跟梦想集团撇清关系？”
“戴维，上一次梦想集团还没有破产。”副总裁再次示意对方冷静。
可戴维·陈这口气明显憋了一整晚了。
“那个杨帆，他用现金！用百分之百的清偿承诺！还拉拢了银行和那些中小债权人！他在玩政治正确，玩民族情绪！”
“我们的方案在商业条款上或许不占优，但他这是在破坏规则！是政府干预！”
“证据呢？”屏幕上的副总裁问。
“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方案违规，或者……资金来源有问题。否则，在那种公开场合，我们无法反驳。”
“已经让华夏公司在查！”戴维·陈咬牙道。
“一天之内筹集五十亿现金？这本身就不正常！要么是政府输血，要么就是非法集资！”
“Biao，已经发动了华夏所有关系在查，但需要时间，而法院只给了五天！”
“等不起就不要再等。”副总裁的声音冷了下来。
“华夏方面很明显倾向于本土方案。我们必须让他们，让所有相关方，认识到选择杨帆方案的巨大风险和代价。”
“这不再仅仅是一次商业收购的失败，而是关系到戴尔在华夏乃至全球市场的声誉和战略布局。我们必须反击，让杨帆的方案即使通过，也变成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或者，最好让它直接流产。”
“明白！”戴维·陈眼中闪过一丝狠厉。
“公关、法务、政府关系、供应链、客户渠道……所有部门，全部动起来！启动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中，有关于戴尔针对重大商业危机和竞争壁垒设置的综合性打击方案。
在那份方案里，戴尔将动用其全球资源。
从舆论、政治、商业、法律等多个层面，对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
在华夏的地盘，戴尔斗不过扬帆科技，那么换个赛场呢？
杨帆能接得住吗？
……
会议结束仅一个小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头版，刊发了一篇题为《华夏破产案凸显外资担忧：市场规则还是政策主导？》的长篇评论。
文章看似客观，实则暗藏机锋。
它将梦想集团破产案描述为“检验华夏加入 WTO 后市场开放诚意的试金石”，重点“分析”了华夏本土方案的“非市场性”：
“一家本土互联网公司，在政府明显支持下，以远超市价的承诺介入本应按市场原则处置的破产程序，其资金来源和可持续性存疑……”
“这引发了外界对华夏是否真正坚持市场化改革、公平对待内外资的担忧。”
“戴尔公司基于国际惯例和专业评估提出的商业方案，被认为更符合破产重整的效率和债权人长期利益，却似乎因『本土情绪』而遇冷……这向国际投资者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号。”
几乎同时，英国《金融时报》、香港《南华早报》等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也出现了类似论调的文章。
口径高度一致：将杨帆方案与“政府干预”、“国有化回潮”、“违背 WTO 精神”挂钩，强调戴尔方案的“专业”与“国际接轨”，暗示选择杨帆等于选择“封闭”和“倒退”。
这些报道被迅速翻译、转载，流入国内网络和一些财经论坛及小众刊物。一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独立经济评论人”开始发声。
“要警惕民粹情绪绑架商业决策。”某知名经济学者在接受一家市场化财经报纸采访时表示。
“破产重整的核心是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是专业和效率，而不是谁的口号更响亮、承诺更动人。”
“戴尔的方案或许不够慷慨，但更符合商业逻辑和风险控制。杨帆先生的方案令人钦佩，但互联网的成功能否复制到重资产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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