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汉堡港笼罩在薄暮和煤烟混合的灰黄色雾霭中。查尔斯走下“汉萨商人号”客轮的舷梯，踏上施塔特哈芬码头湿漉漉的石板地时，是7月25日下午四时。全程五天，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再到哥本哈根，最后横渡波罗的海进入易北河口，一路顺利，但也漫长。他用的假名是“卡尔·伯格曼”，瑞典商人，证件齐全，甚至还有斯德哥尔摩商会的推荐信——是索尔伯格厂长提前准备好的。
码头上熙熙攘攘。汉堡是德意志帝国最大的港口，欧洲大陆的吞吐咽喉，目之所及全是桅杆、烟囱、吊车、货栈。蒸汽船喷着浓烟，帆船张着补丁累累的帆，平底驳船满载着煤炭、矿石、木材，在浑浊的河水里缓缓移动。空气里弥漫着海水、鱼腥、煤烟、马粪、沥青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混合的复杂气味——香料、咖啡、兽皮、橡胶。工人们喊着粗哑的德语号子，搬运工推着堆成小山的货箱，海关官员戴着硬檐帽，拿着记录板来回巡视。
这是一个充满力量和气味的城市，和赫尔辛基的宁静清冷截然不同。查尔斯提着旅行箱，随着人流通过海关检查站。官员扫了眼他的瑞典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来汉堡的目的、停留时间、住址。查尔斯用流利的德语回答：考察机械市场，计划一周，住在旧城的“金锚旅店”。这些都是真的，至少表面上是。
通过海关，他叫了辆马车。车夫是个红脸膛的汉堡老汉，嚼着烟草，用浓重的低地德语问：“先生去哪？”
“金锚旅店，在旧城。”
“好嘞！”
马车驶出港口区，进入汉堡的街道。这座城市在1870年代正处于爆炸式发展的中期。统一后的德国经济腾飞，汉堡作为帝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到处是新建的银行、交易所、百货公司、旅馆。街道宽阔，铺着整齐的石块，煤气路灯的灯柱漆成深绿色，马车和有轨电车穿梭往来。建筑多是坚固的砖石结构，四五层高，立面装饰着繁复的雕塑和浮雕，炫耀着这个新生帝国的财富和野心。
但查尔斯没有心情欣赏这些。他靠在车厢里，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击，脑子里复习着接头细节。按照克虏伯密信中的指示，他需要在今晚八点，前往位于新城区的一间私人俱乐部——“橡木厅”。那里是汉堡商人、银行家、工业家聚会的地方，会员制，私密性好。接头暗号是：他出示一枚特殊的硬币——瑞典1875年版的1克朗银币，但边缘用细锉刀锉了三道浅痕。对方会问：“这硬币成色如何？”他回答：“北方的银子，经得起火。”然后对方会说：“火能炼银，也能炼钢。”
简单，但足够独特。查尔斯摸了摸大衣内袋，那枚加工过的硬币在那里，冰凉，光滑。
金锚旅店是栋三层的老建筑，位于旧城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外表普通，但内部干净，老板是个沉默的瑞士人，据说和瑞士银行界有联系，对客人的隐私保护得很好。查尔斯办理入住，要了三楼角落的房间，窗户对着内院，安静，也安全。
在房间里，他打开旅行箱，取出换洗衣物，洗漱休息。但躺下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即将到来的会面。克虏伯想要什么？能给出什么？谈判的底线在哪里？如果对方提出过分要求，如何应对？如果这是陷阱怎么办？
他起身，从箱底夹层取出一把小巧的、枪管镀镍的勒夫舍左轮手枪。这是父亲留下的，六发装，精度一般，但近距离足以致命。他检查了弹仓，五发实弹，一发空膛——这是习惯，防止走火。将枪插进腰间特制的枪套，用外套遮好。他不是去战斗，但需要最后的手段。
七点半，他下楼。旅店老板在柜台后擦杯子，看见他，微微点头，什么也没问。查尔斯走出旅店，叫了辆马车，报上“橡木厅”的地址。车夫看了他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橡木厅的客人非富即贵，这个穿着普通的瑞典商人，看起来不太像。
但车夫没说什么，扬鞭出发。马车穿过暮色中的汉堡街道，煤气灯次第亮起，在渐浓的夜色中晕开一团团暖黄的光。街边酒馆传出喧闹声，咖啡馆飘出咖啡和烟草的香味，有轨电车的铃声清脆。这是一个富裕、自信、正在崛起的城市，和芬兰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紧绷感完全不同。
二十分钟后，马车在一栋厚重的石砌建筑前停下。建筑只有三层，但占地很广，立面是严谨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没有招牌，只有门廊上方用花岗岩雕着一枚橡树叶徽记。门口站着穿深色制服的门卫，身材高大，表情肃穆。
查尔斯付了车钱，下车，走上台阶。门卫拦住他：“先生，这里是私人会所，请出示会员证或邀请函。”
“我是卡尔·伯格曼，瑞典商人，应海因里希·施密特先生邀请前来。”查尔斯用德语说，口音标准，但带一点北欧腔。
门卫翻了翻手中的登记簿，找到名字，点点头：“请进，施密特先生在二楼‘莱茵厅’等您。楼梯在左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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