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红墙，隔绝了内外，却隔绝不了信息的流动与政治的空气。当朱慈烺在东宫内整肃财务、锤炼班底之时，一股源于东宫、却悄然向外扩散的涟漪，正由李嗣京之手，在京师的官僚体系中，谨慎而有效地编织着。
李嗣京深知，太子的抱负与改革理念，若只囿于宫墙之内，终是空中楼阁。必须在朝堂之上，在那些掌握着实权或拥有清议影响力的官员中，找到理解者、支持者，至少是同路人。而他最大的优势，便是其父李邦华。
李邦华身为吏部侍郎，虽非阁臣，但位居铨衡要地，素以刚直清正、不附党争闻名，在朝中，尤其是在那些同样秉持理想、却因资历尚浅或不愿同流合污而不得志的年轻官员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府邸，时常成为这些年轻官员议论时政、抒发胸臆的场所。
李嗣京没有滥用这层关系，更没有打着太子的旗号招摇。他只是更频繁地出现在这些非正式的聚会中，以李公子、同样忧心国事的年轻士人身份参与讨论。他继承了其父的沉稳，言语不多，但每每开口，必切中要害，且观点往往与太子近日流露出的思路隐隐契合。
当有人抨击杨嗣昌“十面张网”空耗钱粮时，他会适时补充一句：“战略虽宏，然无切实之考核与协同，恐事倍功倍。”这正暗合了太子条陈中“严核军功”、“明确责权”的主张。
当有人痛心陕西流民惨状，争论剿抚得失时，他会沉吟道：“剿为治标，抚为固本。若能令流民有业可就，有食可觅，寇源自消。只是这‘业’与‘食’，从何而来，需有务实之策。”这便将话题引向了“以工代赈”的思考方向。
当有人嘲讽太子破格提拔陈子龙是“坏了规矩”时，他会平静反问：“规矩若只为阻塞贤路，护持庸碌，此等规矩，守之何益？唯才是举，方是兴邦正道。”
他不直接宣扬太子，而是将太子的理念，分解、融入到这些时政讨论中，让其以一种更易被接受的方式传播、发酵。他的立场客观，言辞恳切，加之其父的声望背书，使得他的言论在这些年轻官员中颇具分量。
渐渐地，一些敏锐的年轻人开始察觉到，这位李公子的话语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与深宫中那位近来屡有“惊人之举”的太子殿下相通的脉络。他们对太子原本模糊的好奇或观望，开始转变为一种更具倾向性的关注和思考。
李嗣京细心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甄别着哪些人是真正心忧天下、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可造之材，哪些人只是人云亦云。他谨慎地选择着目标，如同一个耐心的垂钓者。
时机成熟时，他会以“偶得东宫近侍友人抄录之殿下读书批注”或“听闻殿下于经筵上曾有言……”等极其隐晦的方式，将一些经过“无害化”处理、但核心思想明确的太子观点，透露给那些他认为是“同道”的年轻官员。
于是，在都察院，一位因弹劾权贵贪墨而被边缘化的年轻御史，在自己的值房内，悄悄传阅着一份抄录有太子关于《资治通鉴》中桑弘羊财政政策批注的纸片，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在户部，一个负责核算繁杂账目、对其中弊病了如指掌却人微言轻的主事，从同僚口中听闻了太子清查东宫用度、遭遇“账本被毁”的风声，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意与期待。
在礼部，几个对空谈理学感到厌倦、渴望实务的年轻官员，开始私下讨论起太子那条陈中关于“剿抚并用”、“安民为本”的论述，觉得这才是经世致用之道。
一个以李嗣京为纽带，以对太子理念的认同或好奇为基础，松散而隐秘的“太子同情者”小圈子，开始在京师年轻官员的层面，悄然形成。他们尚未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但他们成为了东宫投射在外朝的、最初的“耳朵”与“喉舌”。
这股悄然涌动的暗流，其能量虽微，却开始显现出实际的效果。这些年轻的“太子同情者”，身处各部院衙门的基层或中层，职位或许不高，却往往处于信息流转的关键节点。
都察院的那位年轻御史，在收到关于某地官员虚报垦荒政绩、冒领赏银的线索时，会下意识地多想一层，将其与太子“严核实绩”的主张联系起来，在起草弹章时，措辞更为精准，力求证据扎实，直指核心。
户部的那位主事，在核销一笔用途可疑的军饷开支时，会格外审慎，反复核对票据与以往成例，敢于对不合规之处提出质疑，尽管这可能会得罪上官。因为他隐隐觉得，朝堂之上，或许有人会支持这种“较真”。
礼部的年轻官员们，在参与起草一些无关痛痒的诏令或文书时，会尝试在其中融入一些经世致用的思想，虽只是细微的改动，却也是一种姿态和试探。
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东宫宝贵的信息源。通过李嗣京这个渠道，一些在正式公文流转中被淡化、被修饰、甚至被刻意隐瞒的实际情况，得以更原始、更迅速地传递到朱慈烺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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