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奏疏，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战术或权宜之计，而是直指帝国危局的核心症结——军事力量的腐朽与失控，并提出了一个极具针对性，也极其敏感的解决方案：编练一支直属于皇帝、迥异于现有营兵卫所体制的“天子亲军”。
崇祯皇帝在初览这份奏疏时，几乎是下意识地感到了警惕与不适。“亲军”？内廷已有锦衣卫、京营名义上也直属皇帝，太子此言何意？是要另立山头，还是……他强压下心中的疑虑，仔细阅读下去。奏疏的行文，并未咄咄逼人，反而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沉痛与条分缕析的理性。
奏疏开篇并未急于提出编练新军，而是以湫头镇之败为引，深刻剖析了当前明军之积弊，将其概括为“四失”：
“一失于纲纪废弛，将骄兵惰，令不行，禁不止，视国法如无物；”
“二失于协同无能，各镇拥兵自保，督抚调遣不灵，临阵如散沙，见死不救乃为常例；”
“三失于后勤崩坏，粮饷层层克扣，士卒面有菜色，器械破败不堪，空腹何以御敌？”
“四失于信仰沦丧，不知忠君爱国为何物，但知劫掠求生，兵匪难分，民心尽失。”
这“四失”如同一面面照妖镜，将明军从精神到物质、从高层到底层的全面腐朽，赤裸裸地揭露在崇祯面前。他看得手心冰凉，因为这些指控，句句属实，甚至比他了解的更为触目惊心。
紧接着，奏疏笔锋一转，指出在如此内外交困、旧军已不堪用之际，若欲挽狂澜于既倒，必须“别开生面，另起炉灶”。
“夫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器。今旧军之弊，积重难返，非雷霆手段不能涤荡。然雷霆未至，需有砥柱先立。臣愚见，当于京畿要地，仿古之‘北府兵’、‘岳家军’、戚继光‘戚家军’遗意，精选忠勇，编练一支小而弥坚、直隶陛下之‘天子亲军’**。”
奏疏详细阐述了这支“亲军”的构想：
一、建军之魂：忠君爱国，军纪严明。
“此军之选，首重忠悃。兵源可自边镇敢战老卒、京营尚有锐气者、乃至知根知底之良家子中遴选，务求身家清白，心向朝廷。入伍之初，便需明示：此军乃陛下之刃，社稷之盾，唯知有陛下，唯知有国法！” 奏疏强调，必须建立一套迥异于旧军队的、极其严苛的军纪条例，从日常操练到行军作战，从对待百姓到内部相处，皆有铁律，违者严惩不贷，以此锻造其“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钢铁纪律和崇高声誉。
二、建军之骨：编制新颖，训练为实。
摒弃卫所和旧营兵的臃肿架构，采用“小而精”的路线。初步构想，先编练一营，定额三千人（或更少，以示试点之意）。下设步、骑、炮（火器）、工（辅兵）诸队，各司其职，强调协同。训练务求“实战化”，反对花架子，每日皆需操练阵型、技击、火器射击、土木作业，粮饷必须足额、及时、直接发至士卒之手，确保其专心操练，无后顾之忧。
三、建军之器：装备精良，鼓励创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奏疏提出，亲军之装备，需优于常军。盔甲、兵器需选用上等材料，精心打造。尤其要重视火器，不仅装备现有之鸟铳、弗朗机，更应设立“匠作营”，招募巧匠，研究、改进乃至仿制西洋锐利火器，力求在装备上不落人后，甚至形成局部优势。
旧军队的利益网太密太深，牵一发而动全身。唯有另起炉灶，才能打破这僵局！这支亲军，人数不必多，但必须是种子，是模范，是未来新式军队的蓝图！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旧军队最大的震慑和鞭策！
为了最大限度打消崇祯的疑虑，奏疏特别强调了“试点”与“可控”原则：
“此非欲尽废旧军，实为补偏救弊之试行。规模限定三千，驻于京郊，便于陛下亲自督察。一应官佐，皆由陛下简拔；粮饷用度，臣愿设法于东宫用度及皇庄羡余中挪支部分，不足再请内帑，绝不额外增加国库负担。但求陛下赐予名分，许臣以监督编练之权**，使此军得奉天子旌旗，以震宵小，以安民心。”
这最后一段，可谓用心良苦。限定规模、驻地近畿、皇帝亲自简拔军官、东宫分担费用……所有条款，都指向一个核心：确保皇帝对这支军队的绝对控制力，表明这并非太子结党营私之举，而是为巩固皇权、稳定社稷的忠贞之策。
崇祯皇帝合上奏疏，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的内心在天人交战。太子的分析，切中时弊，提出的构想，也极具诱惑力。一支真正忠诚、能战的小型精锐，在如今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下，无疑是一根极具吸引力的救命稻草。尤其是太子主动提出由东宫分担费用、军官由自己简拔，大大降低了他的疑虑和财政压力。
然而，“兵权”二字，实在太过敏感。即便太子是他的亲生儿子，是国之储君，主动索要兵权，依然触碰了他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他担心此例一开，后果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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