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凌晨三点骤起，林溪惊醒，积水漫过门槛，冲进帐篷。“快！抢救设备！”她冲进雨幕，摄制组全员惊醒。小张搬摄影机，李姐抱录音设备，多吉喊人帮忙。闪电劈亮天地，暴雨倾泻，村落成孤岛。原定今天拍摄关键镜头，索南达杰老人要在黄河第一弯巨石上唱《黄河源祭歌》，他已虚弱，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完整仪式。
而现在，暴雨毁了一切。
“林导！”小张从帐篷里拖出泡了水的镜头箱，声音带上了哭腔，“电影机进水了！还有两个镜头……”
林溪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强迫自己冷静。“先把所有设备转移到村委会二楼。多吉！去找塑料布，越多越好！”
她冲进老人家的土坯房。索南达杰已经醒了，盘腿坐在炕上，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的暴雨，干瘪的嘴唇无声地开合，像是在念诵什么。
“爷爷，”林溪用刚学会的几句藏语夹杂着汉语，“今天拍不了了，对不起。”
老人的儿子扎西翻译了。索南达杰缓慢地转过头，看了林溪很久，然后说了句什么。
“阿爸说，”扎西低声翻译，“雨是黄河在发怒。要等它平息。”
平息要等多久？气象预报说这场暴雨会持续三天。三天后，老人的状态还能支撑那场仪式吗？拍摄窗口期只有一周，之后黄河源将进入封冻期，至少要等到明年五月才能再来。
但此刻林溪什么都不能说。她朝老人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冲回暴雨中。
清晨六点，雨势稍缓，但天空依然阴沉如铁。村委会二楼堆满了抢救出来的设备，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电子元件和泥土混合的气味。小张蹲在地上，正用吹风机小心翼翼地处理进水的主摄像机。
“怎么样？”林溪问。
“主板可能烧了，”小张声音嘶哑，“就算能修，也得送回西宁……来回至少五天。”
五天。拍摄计划全完了。
林溪走到窗前。院子里的积水已经退了些，露出满地狼藉。远处，黄河第一弯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那块巨石被浑浊的河水半淹着，像一只搁浅的巨兽。
卫星电话突然响起——是制片主任老陈从西宁打来的。
“林溪，我刚收到气象局的红色预警，”老陈的声音在电流声里断断续续，“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设备损失三分之一，”林溪汇报，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关键镜头拍不了了。老人的身体等不起。”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台里的意思是……如果风险太大，可以考虑撤回，明年再来。”
明年？林溪闭上眼睛。索南达杰能活到明年吗？《黄河源祭歌》能等到明年吗？她想起第一次听老人哼唱片段时，那种直击灵魂的苍凉——那不是音乐，是一个民族对母亲河千年的诉说。
“陈主任，”她睁开眼，声音清晰而坚定，“我们需要三天时间。如果三天后雨还不停，我带队撤回。但如果雨停了，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也要拍。”
“你疯了？设备怎么办？”
“我想办法。”林溪看着窗外的雨幕，“拜托您，帮我在西宁紧急调一套备用设备，用最快的方式送进来。”
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好吧。但林溪，这是你的项目，你的责任。”
“我知道。”
挂断电话，林溪转身面对团队成员。所有人都看着她，脸上写满了疲惫、焦虑和不确定。
“听着，”她走到屋子中央，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我们有两条路。第一，现在放弃，撤回西宁，明年再来——但索南达杰爷爷可能等不到明年了。”
没人说话。
“第二，”林溪提高声音，“我们赌一把。赌这场雨会在三天内停，赌我们能在极端条件下完成拍摄。”她环视每一个人，“选择第二条路的人，留下来。选择第一条的，我不怪你们，可以跟下一批补给车回西宁。”
李姐第一个站起来：“我留下。来都来了，不拍到那首歌，我不甘心。”
小张擦了擦眼镜：“机子坏了还有备用机，备用机坏了还有手机……总得拍下来。”
其他人陆续点头。最后，连最年轻的场务小姑娘也举起了手。
林溪深吸一口气，胸口那块冰凉的金属片——顾夜给的应急代码牌——贴着皮肤，像某种无声的支持。
“好，”她说，“那么现在分工。小张，你负责设备抢救和维修，能救多少救多少。李姐，你去陪索南达杰爷爷，随时关注他的身体状态。多吉，你带我去看有没有其他拍摄点位，如果第一弯的石头被淹了，我们需要备选方案。”
暴雨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
这两天里，林溪几乎没合眼。她带着多吉冒着大雨，踏勘了黄河源附近所有可能的角度；她和李姐每天三次去探望索南达杰，用有限的藏语词汇和老人沟通；她协调西宁送来的备用设备——因为道路塌方，第一批设备在半路被困，她不得不通过层层关系，联系到当地驻军的直升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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