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办公楼,三层,厂长办公室。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着,将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远处车间的隐约轰鸣隔绝在外。室内的空气凝滞而沉闷,混合着上等茶叶的清香、高级烟丝燃烧后的余味,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压力。
杨建国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也没有烦躁地踱步。他端坐在会客区的单人沙发上,面前的红木茶几上放着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汤碧绿,热气袅袅。他微微低着头,专注地吹拂着茶杯表面细小的浮沫,动作缓慢而稳定,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他甚至没有抬眼去看对面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专案组派来的两名干警,一男一女,男的神色沉稳,女的正是白玲。他们刚刚表明身份和来意,语气客气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希望杨厂长就近日轧钢厂发生的生产事故、以及相关案件调查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必要的协助和说明。
“杨建国同志,”白玲开口,声音清晰,“关于前几日三车间冲压机传动轴断裂事故,厂里初步的调查结论是设备老化和操作疏忽。但我们在后续侦查中,发现了一些可能与人为破坏相关的疑点,特别是涉及已故职工刘三的一些情况。我们了解到,事故前你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事故性质的高度怀疑,并提出了‘敌特破坏’的可能性。能否请你详细回忆一下,当时是基于哪些具体迹象或信息,做出这样的判断?”
问题直指核心,却又绕开了最敏感的直接指控。
杨建国吹拂茶沫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直到白玲问完,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茶杯边缘偶尔发出的极其轻微的瓷器碰撞声。
几秒钟后,他才缓缓放下茶杯,杯底与茶几接触,发出“嗒”的一声轻响。他抬起头,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疲惫、困惑和一丝恰到好处的领导干部式忧虑的表情。
“白玲同志,”他的声音不高,甚至显得有些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坦诚和无奈,“关于那次事故,作为一厂之长,我的首要责任是保障生产安全,揪出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和集体财产安全的隐患。当时看到设备损坏严重,两位工人同志受伤,生产线停滞,我心里着急啊!说了一些可能不够严谨、带有情绪的话,也是希望引起全厂上下的高度重视,彻查原因。”
他顿了顿,拿起茶杯,又轻轻抿了一口,似乎在斟酌词句。
“至于你提到的具体迹象或信息……”他缓缓摇头,眉头微蹙,露出回忆思索的神情,“坦白说,当时主要是基于事故本身的严重性和突发性,以及……嗯,最近社会上和厂里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让我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和警惕。王翠兰特务案暴露,四合院那边又接连出事,我作为厂领导,压力很大,神经也绷得比较紧。看到生产事故,难免会往更坏的方向去想,这是我对敌斗争警惕性的一种体现,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
他巧妙地将自己的“怀疑”归结为领导干部的高度警惕性和责任心,避开了任何具体指向,也撇清了与刘三的直接关联。
白玲并不意外,继续问道:“那么,关于刘三这个人,你平时了解吗?据我们调查,事故前几天,有人曾看见你在厂区附近与刘三有过接触?”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几乎触及了红线。
杨建国的眼神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控制得极好,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和疑惑:“刘三?机修班那个老油子?我对他印象不深,只知道他技术还行,但作风有点问题。至于接触……”他认真地想了想,摇头道,“白玲同志,这话从何说起?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厂务,接触的干部职工成百上千,不可能每个人都记得清楚。如果是在厂区偶然碰到,点个头、说句话,那有可能,但特意接触?绝对没有。你们是不是听错了,或者有人看错了?”
他完全否认,语气笃定,将可能的“目击”推诿为误会或误认。
“我们接到群众反映,看到你和刘三在南城‘老顺兴’茶馆后巷附近交谈。”白玲紧追不舍,点出了具体地点。
杨建国脸上露出一丝被冒犯般的不悦,但很快克制住,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被冤枉的愤慨:“荒唐!我杨建国大小是个厂长,有什么事情需要在那种地方、和那种人私下交谈?这完全是污蔑!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生事,干扰公安破案,破坏我们轧钢厂的稳定!白玲同志,我希望你们能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他反过来指责反映情况的人“别有用心”,并试图将话题引向“破坏稳定”的高度。
白玲没有被他带偏,平静地追问:“那么,关于刘三在事故后突然死亡,以及街道干部李大姐反映,聋老太在探视阎埠贵后‘意外’遭遇车祸身亡,这几件事之间,杨厂长有什么看法吗?是否觉得过于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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